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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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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周向荣等著上海人天女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最孝套在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剧开本787×10921/32印张4.625字数71,0001975年10月第1版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统一书号：417160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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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问题…12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28
    关于商品制度问题…
    …41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52关于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
    …73
    关于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中产生新
    资产阶级分子问题…92关于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问题…107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问题…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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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周向荣给吴泉敏的信
    泉敏：
    清明一过，这里的各种农活都已经上手了。我从政治经济学短训班学习回来，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农忙劳动。但是，尽管生产很忙，一到晚上，政治夜校里还是灯火通明，坚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昨天，我们学习张春桥同志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争论得很热烈。这个问题是一个社员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经过学习，有了理解。至于所有制方面，现在农村都已经人民公社化了，一大二公，怎么还说有资产阶级法权呢？”
    你知道，贫下中农讨论问题总是从现实问题入手的。这次也是这样。在讨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大家弄清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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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总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意思以后，就从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深入下去了。第一个发言的是生产队科学实验小组组长阿勇嫂。她原来是滨海七队社员，五年前才嫁到我们队里来的。她把我们队同她娘家的生产队作了对比：两个队土地面积和劳动力都差不多。但滨海七队靠近海塘，盐碱重，土质差。人民公社化以来，他们大干苦干，治水改土，经常到儿十里路外去罱河泥，捞水草，堆积有机肥。几年来，在一百多亩盐碱地上足足盖上了半尺多厚的有机肥，土质有了很大提高，去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六百斤。这个成绩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再看看我们生产队，靠近市区，没有盐碱，而且肥源广，这几年经过广大社员艰苦奋斗，去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六十多斤。另外，滨海七队是以种植粮食为主，粮棉夹种，以粮食亩产一千六百斤计算，每亩产值也不过二百元，而我们除了粮食以外，还种蔬菜。菜田每亩产值一般要达到四百多元。这一差别反映到社员的分配收入上：滨海七队去年每人平均分配一百三十元，我们队是一百八十
    二元。阿勇嫂摆出了这些差别，继续说：“两个生产队我都劳动过，照我看，两个队的社员干劲都很足，队长也基本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因为自然条件有差别，队里的收入、社员的收入也就有差别。这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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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时，生产队长永耕接过她的话说开了。他说，去年公社曾经组织我们到滨海七队去学习，我亲眼看到过他们多养猪、多积肥的情景，那种千方百计挖掘潜力的冲天干劲，实在感人。想想我们这里，平时就可以上市区菜场拉菜皮，去工厂食堂倒泔脚，条件比他们好多了。他明确地说：“我的看法，这种差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泉敏，我们在短训班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大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级差地租”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吗？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三卷)听了贫下中农的这一场讨论，我更加坚定了我们在短训班上的看法：既然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杜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末，各个生产队之间投在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劳动，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反映在收入上的差别，也就是一种“级差土地收入”。这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级差地租”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在政治夜校里，我也就着阿勇嫂的话题，发表了这个意见。队长和一些社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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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同意，他们说：“对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占有生产资料多少不同而造成的富裕程度的差别，正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没有完全取消的表现。”
    对于所有制方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怎么办？广大贫下中农认为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限制的话，穷队就会越来越穷，富队就会越来越富，形成两极分化。那末，怎样限制呢？是不是穷富一律拉平，刮一下“共产”风呢？贫下中农说，这是刘少奇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搞的阴谋，同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我们队的老贫农硬骨头大伯说的一番话对我教育很深。他说，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穷队和富队的差距，我们一定要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大寨大队原来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地力够差了，条件够困难了，但他们年年坚持改土造田，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肥力，现在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多斤，除了集体积累不断增加外，一九七四年社员的平均每人分配收入是一百七十六元。大寨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不管穷队富队，只要大干苦干，一定能够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共同富裕，才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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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骨头大伯说到这里，贫农社员阿全叔就起来补充。他说，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生产队要牢固地树立国家计划第一的全局观念，决不能只顾了一个小集体的利益，不顾大集体、不顾国家的利益。只顾小集体的利益，也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个表现。接着，他就劈里啪啦地批评起生产队长永耕来，说他平常口口声声“为集体着想”，“对社员负责”，只想到小集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不少哩！永耕接受了他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讨论会本来还要开下去，因为时间已经太晚，明天一早还要出工，大家同意下次再讨论。今天一大早，永耕就来喊醒我，要我同他一起到公社去参加学习理论的经验交流会。在去公社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我说：“社员们对昨天晚上的学习反映很好，特别对你联系思想的发言很满意，都说队长的思想搞正确了，我们的集体经济就会办得更好。”永耕也很有体会地说：“以前，我总认为队长队长，一队之长，当了队长，就要多为队里着想。蔬菜收入高，我就尽量多划蔬莱地面积，把平整出来的边边角角都用来种菜。另外，还有一个‘法宝”叫做‘三看价”，就是看价种菜，看价管理，看价上市。番茄、花菜产值高，收入多，我的精力也花得多，施肥也多。有时有些蔬菜品种市场上明明很需要，我也要压上儿天，等价格调高了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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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集体多赚进一些钱。过去我总认为‘赚钱为集体，大家都有利'，现在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就看出问题来了。”这样，他一言，我一语，我们的共同认识是，由于生产队是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安排和社员分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如果路线偏了偏，“只想钱，不看线”，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名义上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际上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我觉得，永耕的这个认识十分重要。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我们不仅要求他不贪污、不腐化，而且还要求他真正能够代表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阵地是太重要了。
    随想随写，已经写了很多。很想听听你们工厂的学习体会，盼来信。此致革命的敬礼1
    向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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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泉敏给周向荣的信
    向荣：
    收到了你的来信，读了很受启发。目前我们也正在讨论为什么说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封信，就从我个人的体会谈起吧。
    过去，我总认为，要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仅仅是指集体所有制，因为它公有化的程度低，要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至于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已经到顶了，还有啥问题要解决？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标，学习了张春桥同志《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以后，认识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肤浅的。看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巩固，不能只从国营工厂、国营商店这个名义上看，还要看一看这个工厂、企业是不是实际上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这个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就是领导权问题。你知道，我们翻砂厂，是专门为兄弟厂翻俦各种机械设备的部件、配件和零件的，什么机床底座，齿轮箱外壳，齿坯，扳手，样样都有，产品的规格有大有小，份量有重有轻。翻铸大规格的俦件，吨位重，产值高；翻铸小规格的铸件，吨位小，产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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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再加上生活难做。照理，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应当根据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来进行生产，不应该去计较吨位大还是小，产值高还是低。可是，事情却并不这样简单。就说去年第四季度吧，我们厂有些领导干部为了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就曾经不顾兄弟厂生产上的迫切需要，把一些小规格、小吨位、低产值的铸件统统拉了下来，而要我们专门去翻那些生产上不急需的大吨位、高产值俦件。一九七四年产值计划里产值高的产品做完了，还把一九七五年的合同产品提前拉上来做。结果，从我们厂的生产统计报表来看，产值、吨位指标确实完成得不错，上级也很满意，还表扬了我们厂广。但是，今年以来，我们厂组织了一个“三结合”用户访问组，到用户单位一了解，问题就暴露了：由于我们承担的协作任务不能按时交货，使一些兄弟广承担的国家急需的重点产品不能安装配套；一些农业机械也不能及时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你看，一个厂片面追求产值的结果，对这爿厂似乎有利，但是，却拖了整个国家计划的后腿，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因此，一个全民所有制工厂，不按照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办事，领导权就不能说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手里。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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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不去努力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片面追求产值、吨位指标，利润大的就大干，利润小的就小干，无利的就不干，这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有个究竞是不是归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的问题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曾经找过厂里负责生产计划的干部，要他找一找过去安排生产计划时片面追求值的原因。开始他很不以为然，说：“产值、吨位也是国家需要的，厂里赚了钱又没有装到我个人的腰包里去。”有的同志听了以后，一下子倒楞住了。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我们理论小组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来看。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除了要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以外，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也还在继续发生作用。我们的企业还要计算产值、利润，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为国家提供积累。但是，如果产值第一、利润挂帅，那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让价值规律来调节我们的生产和交换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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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它是孳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和土壤。张晓宁同志曾经给我看桑梅同志给他的
    一封信，信中讲到国营商店卖的帐篷针，投机倒把分子就利用边疆地区这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情沉，把价格抬高好几倍。你看，这些家伙牟取的暴利有多大！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吗？因此，从某个工厂来看问题，搞什么产值第一、利润挂帅，似乎赚到的钱没有落到这个工厂的某个个人腰包里，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问题，这个工厂干部的所作所为，不是在那里直接、间接地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厂领导班子基本上是好的，是能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也会出现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情况。但我想，只要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也是不难纠正的。我们厂里那位抓生产计划的同志在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认识就有了提高。他说：“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真是要不得呀！过去没有很好学习，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后一定要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的体会是，即使是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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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的领导权就很难说是已经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以上是我们在学习中的一点粗浅体会，如有错误，希望你提出批评。祝你进步！
    泉敏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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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问题
    顾阿明给陆林根的信
    林根同志：
    高温季节又到了。一年已过去了一半，我们厂今年年产二万五千台电动机的生产任务也已胜利完成了
    一半。目前一个“战高温、夺高产”的新战役已开始打响。我厂广大工人决心在这一战没中继续打一场硬仗，以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回想去年今日，你和你们铸造厂的一个小分队来、到我厂参战，同我们日夜战斗在一起，在我们人手少、任务急的紧张时刻帮助我们克服了困难。你们厂历来“龙江风格”高，不仅把我们的困难看成是自已的困难，而且还把我们的需要看成是自己的需要。我厂所需要的电动机外壳，那怕难度再高、费时再多、产值再低、时间再紧，你们总是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你们还派出由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小组，到我们金工车间调查访问，征求对改进铸件质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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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们回想起你们的这种共产主义协作风格的时候，总感到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最近，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刚好学到关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很自然地就联想起你们俦造厂同我们电机厂之间的这种一贯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革命同志关系。金工车间车床小组的王师傅，就是你去年来我厂参战所在的那个说话象洪钟的老王班长，他还对比了旧社会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他说，在旧社会，他打十五岁开始，就在一家资本家开设的小电机厂里做工。那时的电机厂只能修理，不能制造。有一次，有个小纱厂电动机出了故障，生产停顿下来，影响订货不能及时交出，要赔偿大量违约罚款，因此央求电机厂的老板给予提前修理。电机厂的老板趁机敲了一记竹杠，按当时市价提高两倍要价，纱厂老板只好答应下来。这只电动机除了电器方面的毛病以外，外壳也已损坏，需要重新翻铸。电机厂的老板又向铸造厂老板提出提前交货的要求，也被铸造厂老板敲了一记竹杠。在旧社会，资本家企业之间就是这样尔虞我诈，互敲竹杠的。大家对比了新旧社会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后，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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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企业之间能够胸怀全局，用困难促进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急兄弟单位所急，想兄弟单位所想的根本前提。而在旧社会，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被私有制分割的各个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必然是损人利己，相互倾轧，尔虞我诈，以邻为壑。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了，那末，又怎么理解在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呢？
    财务组的小吴也讲起一件发生在两个月前的事：外地有一个仪表厂，拿来一只特殊用途的小电动机要求我们协助修理。当时，我们的生产任务早已排得满满的，而且我们一般也不搞修理业务，特别是修理这只小电动机所需的漆包线比头发丝还要细，不仅原料我们没有，绕这种漆包线的绕线车也没有。要装一台这样的绕线车，需要抽出两个技术骨干忙上几天，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生产计划的完成。但是工人群众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生产方向，困难再大也要上，担子再重也要挑，坚决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大家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改装了一台绕线车，从兄弟厂调来了原料，如期赶修好了这只小电动机，既满足了仪表厂的要求，也把我们自己脱下来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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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补上了。仪表厂的同志对我们大力配合，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再表示感谢。小吴说，象我们电机厂同仪表厂之间，以及你们铸造厂同我们电机厂之间，大家发扬了“龙江风格”，这种协作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这中间，究竟资产阶级法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小吴和老王师傅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纷纷展开了议论，但是，讨论了几次，仍然不得要领。后来，我这个学习小组长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建议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有关的马列的书，“开动机器”，使用我们的思想器官认真思考。第二，建议我们金工车间理论小组的同志重点准备，下次学习时，先由理论小组的同志作一次中心发言，然后再分小组讨论。大家都同意这样办。
    林根同志，我们后来的讨论进了一大步。当然，我们的体会是否完全正确，那可不敢讲满话。但大家都作了认真的准备，开动脑筋，联系厂内、厂外的实际事例，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现在我将讨论的大概情况告诉你，请你也来谈谈看法。
    我们车间理论小组的小张同志首先作了一个中心发言。小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因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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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我们电机厂同俦造)、仪表厂虽然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商品关系，不能不反映到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关系上来。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为了各自对国家负责，搞好经营管理，都不能无偿地转让产品，而是仍然要象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那样，实行商品交换。所以，国营企业相互之间，既要提倡打破企业界限，发扬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又要实行等价交换，计价付款。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既然国营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还必须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这一原则，因此，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相互关系中，就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至于国营企业同农村人民公社之间的协作关系，是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原则，无疑也是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了。听了小张的发言，大家对于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还要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要计价付款，等价交换，是明白的，但对于国营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换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却似懂非懂，要求小张讲得清楚一些。小张说：我们电机厂同铸造厂、仪表厂等兄弟厂之间的协作关系，不论是兄弟厂拿产品来支援我们，或我们拿产品去支援兄弟广，最后，我的财务组总要同兄弟厂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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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价结账的手续。在结账的时候，不论是我厂的产品或兄弟厂的产品，价格都不是由企业自己决定，而是由国家规定的。国家在规定价格的时候，主要是考虑生产各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但是，生产同一种产品，各个企业由于生产经验、设备等条件的不同，个别劳动时间会有很大出入。同时，国家在规定价格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可能使每种产品的价格都同它的价值一致，有的产品的价格高于价值，有的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可是无论怎样，大家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算账结账。这看来是很平等的。但实际上，就完成国家下达的产值指标和上缴利润指标来说，却会在国营企业之间造成某种不平等的状况。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或者是生产和经营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的企业，在同别的企业交换产品的时候，就处于有利的地位，即有利于比较快地完成国家规定的产值计划和上缴利润计划。与此相反的企业，则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必须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国家下达的产值指标和上缴利润指标。因此，这种同等价交换原则交织在一起的国营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交换关系，也体现出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决不能去扩大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而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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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限制。
    小张是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分配来我厂的第
    一批知识青年中的一个。他是初中毕业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都非常积极。我厂理论小组在批林批孔的战斗中成立以后，他被推为理论小组长，钻研理论的劲头更足了。这次讨论会上的中心发言，证明这个小伙子学得不错，大家听了很有启发。接着，大家就进一步讨论应该怎样对待社会主义企业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决不能允许任意扩大。限制的主要途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交换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反对那种用自由化的交换，去代替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协作。就我们基层企业来讲，我们应该发扬“龙江风格”，对协作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自觉加以抵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分管我厂采购供应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老马联系实际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你们俦造厂为我厂加工小批量、特殊规格的电动机外壳，我们厂为外地仪表厂修理特殊用途的小电动机，从完成产值计刘、上缴利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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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的角度来说，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你们厂和我们厂都急兄弟厂之所急，把协作任务承担下来，并积极完成了。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自觉加以限制的“龙江风格”。但是，在我厂同其他单位的交换关系中，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与此相反的情况。例如，有些厂的采购人员企图用他们掌握的钢材等原材料来交换我厂的电动机，有些采购人员则用向我们赠送土特产的方式企图提早取得我厂的电动机。你知道，电动机是国家统配物资，我们只能按国家计划向兄弟厂供货，无权拿电动机去搞物物交换。我们也无权在国家规定的价格之外，去接受协作单位的任何礼物。如果我们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把兄弟厂之间的关系搞成单纯的金钱关系和买卖关系，那就是扩大了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严重损害社会主义相互关系，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我们厂对于这些不正之风都抵制住了。但是，只要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交往还要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只要资产阶级影响还存在，类似的“资产”风还会不断地向我们刮过来，我们可得多加小心呀！
    林根，对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以及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我们还是刚刚开始在讨论，议得还不深，看法也可能有错误，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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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我们也只讨论了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如国营企业内部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因此，很希望你能够把你们厂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介绍给我们，以便相互交流，推动学习逐步走向深入。等候你的来信。
    阿
    明
    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
    陆林根给顾阿明的信
    阿明同志：
    昨天下午，刚开完全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交流大会，就收到你的来信，得知你们厂超额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生产任务，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厂也在兄弟厂的协作和支援下，全面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你在信中讲的国营工厂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你要我谈谈国营企业内部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就从最近我们车间开的一次学习讨论会谈起吧！
    在那次讨论会上，车间调度小黄首先发言。她认为，在国营企业内部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方面也还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主要表现在领导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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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的关系上。当她刚刚提出这一论点，还没有申述理由时，就有人打断了她的话，不同意她的看法，认为，在旧社会，有钱就有势、有地位，人是被分成等级的，现在，在社会主义企业，干部和工人只是分工不同，大家都是同志，怎么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呢？翻砂工老朱师傅对着小黄说：“你们青年人，是在糖水里泡大的，没有挨过资本家的文明棍’。我十三岁进厂当学徒，那个时候，上下班要抄身；进了厂门就要在资本家和监工头的监视下劳动，一刻都不能停。就连上厕所，也得向监工头领牌牌，而且限定时间。有一次，我同儿个师兄弟在厕所里讲了几句话，监工头听说就赶到厕所，把我们臭骂了一顿，还扣了我们一天的工钿。现在，厂里的干部和我们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于部和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大家都为革命做工，都靠劳动拿工钿，这同旧社会资本家、监工头和工人的关系，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我总感到说不清楚人们相互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这个问题。”
    有些同志听朱师傅这么一说，认为颇有道理。但我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老华却在这时开腔了。他说：“朱师傅的话有对有不对。应该肯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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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它推翻了旧社会地主资本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那种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企业中于部和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些同旧社会确实是根本不同的。这方面朱师傅讲得很对。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上是不是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呢？我认为不是。就拿我的情况来说吧，本来是翻砂工，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一九五三年入了党，公私合营以后，又提拔当了干部。开始当干部的时候，因为对组织生产没有经验，有事总是同群众商量着办，可是，时间一长，自以为有办法了，坐办公室也多了，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商量事情就少了。后来，又受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影响，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热衷于搞什么奖金，等等。当时，厂里很多老工人已经觉察到这样搞法不对头。木模车间的徐师傅、造型车间的金师傅都曾语重心长地对我敲过警钟，他们说：‘老华，厂部安排生产任务，往往把产值高、利润大的提前，对于产值低、利润小的计划任务，一再往后挪，上一年度欠下的任务，还没有安排呢！这样搞，可不行呀！党支部不重视抓思想政治工作，一味靠奖金刺激，奖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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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越来越多，车间里为革命做工的社会主义正气不长，打小算盘、计较个人得失的资本主义邪气日益上升，老华，你究竟要把我们工人往哪条路上引呀？！’这些话，我当时都听不进去，认为奖金制度是‘上头’规定的，产值指标和利润指标，也都是‘上头’规定的，而且月月都要检查。厂里的利润都上缴给国家，我老华可没有贪污
    一文钱。我当时是执迷不悟，还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也对我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我一次再次作检查，终于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车间革委会成立时，把我结合了进去。我们厂现在同兄弟厂的协作关系上没有再犯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错误，在工作中能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没有再犯奖金挂帅的错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但是，对于我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前犯那样的错误，这里还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前，我只从政治思想方面找根源，认识到这是因为我没有自觉改造世界观，所以才会受骗上当，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后又进一步认识到，我犯执行修正主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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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错误不仅有政治思想上的根源，而且还有经济基础方面的根源，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中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老华说到这里，就向着小黄说：“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我同小黄讨论过，还是请小黄讲吧！”小黄接着就说开了，她说：“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干部和群众都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都应该是普通劳动者，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旧社会变过来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仍然没有消失。在我们企业中，脱产干部一般来说是属于脑力劳动者，处于指导和组织生产的地位，往往参加体力劳动不多，这跟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是有差别的。社会主义时期干部和群众的分工，还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本质差别存在的一种表现，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社会分工的框子。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列宁这里说的‘现代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对立’已不存在，但本质差别还没有消失。干部和群众之间所以还存在着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根子就在这里。”老华接过话茬，又继续说：“我当了干部以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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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导和组织生产的岗位上工作，参加体力劳动少了，慢慢地就滋长了官气，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兄弟，听不进群众的意见，这是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听了老华发言，都感到有所启发，老朱师傅也不住地点头。
    阿明，当谈到国营企业内部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我又联想到前儿天看到的一份关于苏修企业管理的材料，内容十分触目惊心。这就是经过苏修中央批准的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这个条例明文规定：“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由经理（主管人、主任）和按照职务分工规定的企业其他负责人员行使之”，企业经理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支配苏修领导集团留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各种“经济刺激基金”。总之，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苏修叛徒集团委派的经理、厂长手里，而工人只有受剥削和受压迫的“权利”。在那里，厂长的话就是“法律”，违反一长意见就是“违法”。苏修企业的领导者同广大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它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以后在苏联一步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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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和群众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起来以后，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
    我觉得，怎么样限制企业内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大有文章好做的。最近我们车间领导上在狠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发动大家议论限制相互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是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们相互关系的指南；只要认真贯彻执行它，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受到有力的限制。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七·二
    一指示》等等，都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强大武器。
    总之，我厂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广大干部同工人群众的相互关系更密切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迅速形成，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当然，斗争还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看来也只能在斗争中日益巩固和完善。
    夜已深了，就写到这里。我还想有机会同你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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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地深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等你来信。致
    战斗的敬礼！
    陆林根
    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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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伍农给龚庆的信
    小龚：
    自从春节在上海聚首后，分别已将近十天了。我
    一回到生产队，就同贫下中农一起，投入了热气腾腾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一到晚上，我们生产队的政治夜校可热闹了。许多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聚在一堂，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今天，我跟一部分社员到生产队养猪场出粪，在休息的时候，很自然地谈到了怎样正确地对待按劳分配的问题。有位社员提出：“按劳分配，既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啥我们现在还要用它？既然要用它，为什么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当时，我们就请养猪场的贫农饲养员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体会。这位饲养员同志是一个象小说《艳阳天》里的贫农饲养员马老四那样的人物。他在养猪场里，猪越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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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工作越来越忙，社员几次提出要给他n工分，他都坚决不要。每年遇上大忙季节，他总是挤出时间到大田参加义务劳动，从来不要队里记一个工分。老母猪落小猪后，他还从自己家里拿来小米，烧小米粥给老母猪吃。象这样一个热爱集体、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老贫农，他对按劳分配是怎样看的呢？
    这位老贫农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队里抓阶级斗争不狠，一度刮起了资本主义歪风，影响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干部就认为，社员积极性不高，是因为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不硬，不彻底。要“硬碰硬”，那年夏熟就样样农活都搞了定额。“割麦按垅头，挑粪数担头，拔秧算把头，插秧讲行头”。不提得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无人过问，把定额包工当作灵丹妙药。后果怎么样呢？很成问题。有
    一天割麦，按垅头记工，有的社员就抢割麦子长得挺刮的垅头，不肯割麦子倒伏的垅头，你争我吵，闹得不团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有的社员竟派小孩子抢在前面，守在麦子挺刮的垅头上，等大人出工。过去不搞定额，社员们谁完不成，就接垅头，大家一起相帮，发扬互助精神，说说笑笑，越干越有劲，现在定额挂了帅，“黄
    三凡
    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也不讲共产主义风格了。有的社员劳力强，一天的生活，四小时就做完了，回去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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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地；有的社员劳力弱，从早干到晚，还完不成任务，没有办法，只好把老人小孩全部拉出来干。搞了定额挂帅，有的社员为了抢工分，割麦丢三拉四的，质量也不顾了。有了这个教训，队里就对定额挂帅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大讲“各尽所能”，加强思想教育；评工分，既按社员的劳动来评，也评思想，评团结，评风格。越评，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高。这几年，小孩子也起变化了。他们跑到田头，是为集体拾麦穗，不是帮家长抢垅头了。
    我听了老贫农的这一番话，深感讲按劳分配，不能丢掉“各尽所能”，不能丢掉政治思想工作，否则就会滑到物质刺激的邪路上去。再说，就是按劳分配本身，体现的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因为按劳分配通行的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每个劳动者的报酬都以劳动这个同一的尺度来计量。但是，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劳动能力有大小、文化技术水平有高低，因此，各人能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是不等的，从而取得的报酬是不等的；而且，即使提供的劳动相等，取得同等的劳动报酬，也会由于各个劳动者家庭抚养人口的多寡不同，而出现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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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按劳分配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最高理想，我们决不能是“按劳分配万岁”，也不能是“按劳分配万能”。按劳分配，我们在现阶段要承认它，允许它存在；但不等于要去扩大它，发展它；相反，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加限制，很容易出修正主义。前儿年，我们队里搞定额挂帅，弄得社员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拾头，社会主义思想少了，共产主义风格差了，这样搞下去，不出修正主义才怪呢！
    我还有这样的感觉：在个别地方或单位中，往往有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认识不足的情况。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群众积极性高了，有人就全部归功于按劳分配，群众积极性低了，这些人又不加分析地归罪于没有搞好按劳分配。于是，什么分成拆账，什么“小包工”，什么奖罚制度，统统都搞起来了。你记得小牛吗？他在一个农场工作，过去曾经给我寄过一封信，要送给我面盆、毛巾，说他们那里尽是发这种奖，他自己领了许多用不了。不领吧，还有人批评他缺乏路线觉悟。他很有意见。我支持他。这种动不动就依靠发奖的搞法，既腐蚀人的思想，又浪费社会物质财富。发奖的人为什么不深入地想一想呢？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各尽所能”地为国家和集体创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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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难道不是党的教育，反而是物质刺激出来的吗？最近，在勤奋农场的刘大个子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路过我们这里住了一宿。我们谈到深夜，他对我们谈了他们农场的一些情况，我想在这里转告给你。刘大个子说：“我们农场有二千多人，其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五百多个。由于路线正确，无产级政治挂帅，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高，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互助精神，想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出力。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一次，邻近-一个农场的青年和我们干同样的活，他们有二十个人，我们只有四个。他们实行定额包工，稍为干了一阵，就坐下来休息了。我们四个人拚命地千，谁也不想休息。他们就笑我们：‘你们这样憨，有力气不会省省。’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还是继续干，一天不到，四个人干的活超过了他们二十个人的工作量。为什么相差这样大呢？不是这些青年不好，根本问题在于路线。这可真是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呀！”刘大个子的这一席话，很能发人深思。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那四个包括刘大个子在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拚命干的知识青年，还有我们生产队那位一心为集体、不计劳动报酬的贫农饲养员，这些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一下子都涌现到眼前来了。在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样的人物真是成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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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成千成万呵！正是他们，最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也懂得什么叫做按劳分配。那些热衷于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同志，在这些英雄人物面前，难道不觉得脸红吗？
    信写得长了，夜也深了。就写到这里吧！等着你的来信。致以
    战斗的敬礼！
    伍
    农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龚庆给伍农的信
    小伍：
    巧得很！收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们码头工人也在对按劳分配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有人说，按劳分配本身是好的，只是有人在贯彻执行的时候把它搞歪了。也有人说既然按劳分配是个“弊病”，干脆取消算了。到底怎样认识按劳分配？你来信中谈到贫下中农的体会，对我很有启发。我在这里也想谈谈我们码头江人讨论的情况。
    前两天，我们儿个青年工人去访问了我们码头的退休工人黄师傅。黄师傅在我们码头上是很有名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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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很苦，解放后翻身感特别强烈，哪里工作需要，他就奔向那里，装卸工、辅助工样样都干，大家都叫他“老黄牛”。他社会活动多，工作调动频繁。在一九六三年评级的时候，他刚当炊事员不久，领导上照顾他的情况，给他评了四级。但是，他带出来的青年，因为一直在技术岗位上工作，不少人被评为五级，有的甚至评为
    六级。这次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席话：“我的工资已经不少了。几十块钱一个月的退休金，同老伴完全可以欢度幸福的晚年。子女都工作了，他们都可以自食其力。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码头工人怎么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最近，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总感到过去有些人对按劳分配的解释有问题。他们把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吹上了天，说劳什么，得什么，劳多少，得多少，这最公平合理。真的公平合理吗？我要问一句：第一、急党所急、服从调配的人，同那种满脑子私心杂念、不肯服从调配的人，我们应该颂扬哪种人？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人有了文化，掌握了熟练技术，是谁培养他的？”
    黄师傅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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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这两个问题回到了码头，同广大码头工人·起讨论开了。人家再学习毛主席关于“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
    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指示，联系到工广企业里，有的人不肯当炊事员、辅助工，有的人不服从调动等情况，认识到这确实是同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分不开的，因为八级工资制把工种分了等级，在同一工种内又分了许多级别。有些人为了多拿钱，只肯干这种工，不愿干那种工，不肯服从调配，同这种资产阶级法权难道没有-一点关系吗？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学习和掌握技术，是要自己花本钱的，是属于私有的。反映到工资上，那就是“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恩格斯：《反杜林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那种区分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八级工资制，规定什么工种拿什么工资，哪-“个级别拿那一级工资，这确实跟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学习和掌握技术的费用是社会负担的，技术就不应该私有。恩格斯说：“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反杜林论>)因此，对于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分配制度，我们在目前虽然还得承认它，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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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它存在，但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逐步加以限制，决不容许去扩大和巩固它。
    一学一议，许多“老码头”的劲道来了。在他们的议论中，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一类骗子曾刮起一股要“彻底贯彻”按芳分配的歪风。我们码头有一个领导干部就曾经搞过试点，他规定码头上的活凡是能按件算的工种一律实行计件工资，实在无法计件的工种才实行计时工资。计时工资平均每小时三角二分，做一小时算一小时。计件工资做
    一件算一件，折合计时工资，大约每小时四角八分。装卸工计件，司机计时。结果怎样呢？有的说，现在工作时间是我自己的，我愿意多做一小时就多做一小时，我不愿意干就不干，谁也管不着。有的说，稍为多做一些够了，再提高上去，以后要修改定额的。定额一修改，岂不是自讨苦吃。还有的人为了多挣几个钱，蛮拚蛮干，最后把身体也拚坏了。结果这个码头试点没有试完，就被工人一炮轰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码头上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淌，大干苦干，年年夺得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码头工人对这个问题反复议论的结果，最后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靠什么调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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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积极性？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靠八级工资制？社会主义积极性决不能靠金钱来调动。如果钱多积极性就高，钱少积极性就低，那大，这种积极性只能是资本主义积极性。我把你的来信在工人中宣读了，当读到小牛不要奖给他的面盆、毛巾而受到批评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红小兵”（记得吗？他就是当年我们班上个子最小的红卫兵小高)说，照这个批评小牛的人看来，“赵公元帅”的路线觉悟要算是最高的了。可是，这条路线列宁早就批判过了。列宁说：“做事就是为了拿钱，一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资本主义社会，“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或者“给多少钱，做多少事”，这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了。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们码头工人在学习讨论中，懂得了现在我们国家还得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要适当地反映劳动的差别，但是，对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加以限制。怎样限制呢？我认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已出现了一些按需分配的萌芽，例如公费医疗、劳动保险等等。这些萌芽随着将来生产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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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共产主义觉悟的逐步提高，必然会茁壮成长起来。其次，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时候，要防止差别过大，限制收入高低悬殊。第三，就我们个人来说，又要强调“各尽所能”，要提得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就提出要同用旧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的“旧习惯”作斗争。
    一九一九年，列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称为“伟大的创举”，并说：“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毛主席也一贯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习张思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精神。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这样伟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标志着千百万群众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打破了资产阶级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
    我们码头上，有位严于解剖自已的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对刘少奇搞的那套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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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贯彻执行得很起劲。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林彪
    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段指示的时候，由于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体会比较深刻。这位老干部说，当时他并没有感到刘少奇所鼓吹的物质刺激有什么不对，因为工资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每月调整。在调整工资以前，又怎样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呢？这样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奖金。奖金可以根据每人每月每天的劳动表现，随时变动，能够充分调动积极性。但事实呢，恰好相反。实行奖金以后，结果是“月评月奖”变成了“越评越僵”。他当时由于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仅没有转过来，反而进一步推行了管、卡、压这一套，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现在，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认识到过去这一套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变种。他说：“我正是没有把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大问题搞清楚，结果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邪路。这是多么危险呀！幸亏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现在我体会到，如果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林彪一类上台，还是会跟着走的。”我看，这位老干部的谈话，倒确实是一番经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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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哩！
    好吧，今天就写到这里。紧紧地握手！
    龚庆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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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商品制度问题
    桑梅给张晓宁的信
    小张：
    你好！星期五接到了你的来信。你提出商品等价交换的问题，我们这里争论得可热烈啦！有的说：“我们营业员天天搞商品交换，看不出这里有什么资产阶级法权嘛！”有的问：“我们国家的所有制变更了，商品生产同旧社会不同了，为什么在商品交换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虽然学了一点政治经济学，但是对于商品制度问题也说不大清楚。最近学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一点肤浅的体会，说出来供你参考。先从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谈起吧：国庆前夕，我们商店里进了一批快摆平面女式手表，是新产品，式样新颖，很受广大工农兵顾客的欢迎。由于批量小，供不应求。当时，我们小组的小李想买一只。可是她刚一开口，组内许多同志对着小李说：“不行！这种新产品，批量小，要首先供应工农兵，营业员不能‘走后门’。”小李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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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说：“什么前门后门？！顾客买表付多少钱，我也付多少钱，都是等价交换嘛，为什么不行？”这时，我们组的老陈师傅就耐心地对她说：“买手表当然要按照规定的价格付钱。但是，我们营业员利用职务方便购买畅销商品，‘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还有什么为工农兵服务，还有什么商品流通的正常渠道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资本主义的生意经”没等陈师傅说完，我们的组长老王就接上来说：“‘开后门'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而且还会替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开了方便之门。有些家伙就是利用市场供求规律，‘开后门'”搞到一些供不应求的商品去搞投机倒把活动。”听了这两位老师傅的话，事后我想：是呀！商品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可是，首先有一个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时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国家与革命>)我们商店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企业生产的商品要满足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如果店里进的商品由我们店员先挑拣，凡是紧张的商品就自己留下或转卖给亲友，甚至用来搞非法交换，那实际上是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为小团体所有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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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制了。刘少奇说什么“卖热水瓶的可以多买几个热水瓶”，林彪说什么“人情大于王法”，鼓吹“开后门”是合法的。他们的目的就是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腐蚀我们广大职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我们商店的党支部书记在学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后说：“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的方针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决不容许只讲等价交换，而不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不容许‘开后门’，搞非法交换。”我觉得这些话是说得很对的。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残存着少量的私有制。因此，还要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但是，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毕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对它带来的危害，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前天，我刚从外面进货回店，业务组老张递给我一封信。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一位边疆青年的来信。信上说，前一阵，由于边疆需要的一种缝帐篷的针脱销，有些投机倒把分子就活跃起来，搞长途贩运，把价格拾高好几倍，牟取暴利。这位青年迫切地要求我们赶快组织货源，以满足他们需要，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我看完这封信，拔脚就走。老张问我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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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生产厂去跑一趟，赶快组织货源。”老张笑了起来，说：“用不着你操心了。货源已落实了，过两天就装车。”我接着问老张：“张师傅，这种针生产起来很便当，为什么也会脱销呢？”张师傅说：“这就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系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的。但是由于有两种公有制，还实行商品制度，这样，商品生产的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都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为基础的，都是等价交换，因而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却由于各个生产单位生产同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耗费不同，再由于各种商品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程度也不同，因此会在不同生产单位间或同一生产单位的不同商品品种之间，出现收入多少的差别。这是一种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可能诱使我们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企业去扩大生产那些能带来较多收入的商品，而缩小或完全挤掉那些收入低甚至亏损的商品的生产。刘少奇、林彪一类搞什么‘利润挂帅”，鼓吹价值规律万能，就是为了强化价值规律所体现的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让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把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我们有些工厂干部理论上搞不清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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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或不自觉地让‘利润挂帅’牵着自己的鼻子走。我看生产帐篷针的那爿就有这样的情况。帐篷针的产值小、利润少、用工费，它就不大愿意生产；而对那种产值大、利润多、用工省的商品却拚命生产。这不是离开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走上背离国家计划的轨道了吗？”这种现象，在其他厂、其他工业部门中也有，需要对他汀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扭转“利润挂帅”的倾向，决不能听凭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当然需要积累、需要利润，但是对价值规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搞利润挂帅。那些热衷于“利润挂帅”的人，财迷心窍，眼睛里头只有“利润”两个字，什么无产阶级政治、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放在心上。如果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这个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就可能要起变化。事实上，凡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盛行的地方，某些人或者是某些集团就有可能乘机占有大量商品和货币，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拉拉杂杂，就写到这里吧！我离开学校来到商业战线已经八年了，但是过去由于学习理论不够，工作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对于改造世界观，批判修正主义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商店理论小组的同志为了弄清楚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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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社会中的商品、货币、按劳分配等问题，正在努力读
    一点政治经济学。晓宁，你是在银行工作的，就清你下次来信谈谈货币问题吧！我想你一定是有很多体会的。好，等着你的回信！
    祝你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桑
    梅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
    张晓宁给桑梅的信
    小桑：
    你好！今天收到了你的来信，真是太高兴了。你在信中要我谈谈货币问题，这对我是一个促进。我虽然在银行工作，天天同货币打交道，但由于过去学习理论不够，碰到许多实际问题就不能从理论上加以正确的说明。最近，在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过程中，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问题，越来越感到搞清楚这个问题，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实关系重大。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和交换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和它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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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主要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资本。资产阶级国家还用增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通货膨胀，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主要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它是计量和核算社会芳动的统一尺度，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工具，是加强和扩大工业和农业之间、各个国营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是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凭证。从这些方面看，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跟旧社会的货币是不同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今天的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有了货币，就可以取得某种社会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将货币转化为资本，重新进行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的活动。今年春节以前，我们到郊区的一个信用社去查账，发现了一起内外勾结变货币为资本的案件。那个县的农业机械厂有一个混入工人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纠合了儿个人开了一个地下工厂。他为了给地下工筹集资金，用请客送礼等手法，拉拢了农业机械厂的一个于部和信用社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以农业机械厂的名义向信用社借款一万元，转借给地下工厂使用。三方私下立约，等事成以后，利润三家均分。这个阶级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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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拿到贷款，立即四出活动，招兵买马，套购原材料。幸好这桩事被及时查获，才使社会主义事业免受损失。小桑，你看这样的事是多么触目惊心啊！过去，我总是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总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却没想到，搞不好，它也可以被资产阶级利用，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几天，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列宁的《俄共（布）纲领草案》，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杜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读了这段话，使我感到特别亲切。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有力地证明了列宁的这些英明论断吗！我们银行工作是管理货币的，阶级斗争的现实要求我们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货币交换加以限制，加强货币管理，使货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譬如，拿现金管理来说，我们规定各个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超过三十元的，一律要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进行结算。这是限制某些人利用货币进行非法交易的重要措施。可是，最近我们单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大家联系实际，就谈起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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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事情：有一爿厂正在为新建的一幢六层楼一房挖地基。施工中，需要用两台深井泵抽水。施工单位没有这种深井泵，影响了工程的进展。这时，就有一个人说：我有办法，只要让我向厂里买点木料，就能借到深井泵。但是，由于工厂把国家计划分配的木料卖给私人，是违反国家政策的，而且也不能用现金结算，于是，他就拉了几个人以“买点木料”为诱饵，各显神通，由甲找乙，由乙找丙，最后找到-一个信用社的信贷员，由他挥笔开支票转账。就这样，一笔非法的私下买卖，变成了两个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我们单位的经办同志说，如果不是工人同志的揭发，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哩！这也是在货币管理上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种表现吧！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交换，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就会成为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成为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土壤和条件。不是吗？一些受林彪鼓吹的“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钱”这种货币拜物教流毒较深的人，就曾经在分配和交换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相当多的商品和货币，有的甚至钱迷心窍，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有
    一些人，由于没有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则被货币交换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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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这种现象都说明，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这种斗争还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党内生活中来。建国以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证明：货币交换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林彪-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是很容易的。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类上台以后，就大肆宣扬“卢布是衡量劳动荣誉的尺度”，“利润是担任经营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好的鉴定”。这种论调，使我记起了《资本论》中引用过的哥伦布的话：“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苏修叛徒集团已把无限“扩展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今日的苏联，劳动力已成为商品，货币已成了剥削工人的资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联系了。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货币交换的限制，总的说来，我们的货币是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在我国日益发扬光大。我坐在银行里，遇到劳动人民、红小兵拾金不昧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今天中午，我正低着头打算盘，一位二十多岁的女青年气喘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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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吁地跑到柜合前，对我说：“同志，昨天我在这儿买二十元定额储蓄贴花，回家一看，口袋里却有了四十元的贴花，一定是你们多付给我了。本来我想在上班前就送还，但是那时你们还没有开门。你们一定等急了吧！”她讲到这里，坐在我旁边的老马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激动地握住这个女同志的手。原来，昨晚老马为了二十元错账，整整查核了三个钟点。见到这种场面，有谁不感动呢！我情不自禁地跑出柜台，也紧紧地握住她的手，问她名字和单位。她回答得十分响亮：“我是工人！”“我是工人！”这铿锵有力的语言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精神境界，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力量。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我们必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货币交换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有效的限制，并且努力创造条件，最后消灭货币。那时候，列宁发出的“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
    一些公共厕所”(《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的预言就要实现了。
    夜深了，明天还要去参加一个学习交流会，就此搁笔。此致
    革命敬礼！
    晓
    宁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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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
    魏罗赞给玉辛耕的信
    老王：
    最近在报上看到你们学校开展了“大学毕业后还要不要当普通劳动者？”的讨论，这对我来说，就好象一石激起千层浪，感慨万千。我衷心感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的幸福。你们学校所开展的这场讨论，对我这个开头捏榔头，后来握笔头，中间走过一段弯路的人来说，感到特别亲切，特别重要。这是一场关系到培养哪一个阶级的接班人问题，也是一场关系到是逐步消灭脑体差别，还是扩大脑体差别的斗争。这一场讨论，开展得好！开展得及时！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一来想谈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二来也想请你谈谈你们进驻大学以来所了解到的脑体差别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情况。
    老王，咱俩过去劳动在同一个组，睡的是上下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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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怎样在党的培养下，在同志们的关杯下，从解放前只念过三年书的大老粗，后来逐步拿起笔杆子成为一个工人作者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志们又是怎样帮助我，使我走出“彼得堡”，帮我敲掉身上的资产阶级的“铁锈”，冲掉身上的修正主义的污泥…这些情况你都是一清二楚的。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不忘过去，牢记教训，我认为今天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争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战士的时候，仍有必要来一番自我解剖。
    在报上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工农兵上大学，三年不改造思想，变不了；三年不锻炼身体，垮不了；三年不钻研业务，不得了。这种“三不”的思想，正是我过去的思想。这个“三不”思想可真是害人的东西，谁沾染了它，谁就必然要被它所害。
    解放以后，我是怎样拿起笔杆子的呢？这个，你知道，开始只是为了跟过去厂里一个姓高的资本家的小开斗气。这个小开自以为大学毕业，会哼几句歪诗，就了不起啦。解放前，有一天晚上，他在账房间里写东西，我跑上去，问他写什么？他头一昂，神气活现地说：“写文章，这可是一种高级劳动！孟子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是在劳心。”我听了半天，不知他在说什么，就接着问：“什么劳心，劳力？”他很不耐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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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就是说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象我这样的人，会写文章做诗，是劳心的人；另一种就是象你这种人，捏榔头的，是劳力的人。象我这样劳心的人是天生来管你们劳力的人的。这个道理是孟老夫子讲的，两千多年来就是这样。”我听了气愤地说：“怎么，象我们这种人就不能捏笔头吗？！我不信！”“哼，你不信也得信，你能捏笔头，我高字颠倒写！”“高字颠倒写”，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了。从此，我就下决心学文化，把月规钱省下来读夜书去。可是，刚读了一天，回来就被老板痛骂了一顿：“穷鬼，想念书，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今后不准再去！”
    “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了，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资本家再也不敢象解放前那样神气了。厂里办起工人业余夜校，我就第一个报了名。以后就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年年坚持学习，到大跃进的时候，我念完了业余夜校中学班。在读中学班的时候，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学习了毛主席的这段指示，从此使我进
    一步下决心为无产阶级拿起笔杆子。一九五八年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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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辈出的年代，车间里的许多老工人，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深情，为早日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用实际行动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各种谬论，决心摔掉染缸棒，夜以继日搞革新，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花费多少的心血，终于搞出了半自动染色机。革新成功了，鸡毛飞上了天。我强烈地感到，应该把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反映出来，于是就试着写报道，花了七、八个夜晚，稿子总算写成了，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亲自送到报社。这已经是我五年来第八次写稿报道我厂的新人新事了。前七次，我也是这样地用心写、亲自送。但结果，每次都是原稿退回，并得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退稿信的语气很客气，但是究竟为什么不用，缺点在什么地方，却不得要领。这一次，不知究竟是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改进呢，还是编辑同志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对工人的稿件重视起来了？！稿子不久就在报上发表了。老王，想那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厂里领导同志跑来鼓励我，老师傅热情地祝贺我，他们都对我说：“小魏呀！工人写文章，这可是为我们工人阶级争气，你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手捏好榔头，一手握好笔头！”当时我心里想的只是为工人阶级争气，根本没想到什么名和利的问题。
    回想当时工人要发表一篇文章，斗争是多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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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文艺界被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着，他们对工农兵拿起笔杆子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进行扼杀：诬蔑工人写的文章是“阳春面加交头”，不能上台面；说工人写的诗歌、小说是“一片机器声”的“车间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当时许多老工人侧热情地对我说：“小魏，别睬他们那一套，管他什么专家、权威，我们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干！他们怕我们工人拿起笔杆子，我们就越是要拿起笔杆子，使它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续干下去！”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紧握笔杆子坚持战斗的。后来文章、作品写多了，也有了点小名气。有一天，厂部小王来通知我，说有
    一个协会要吸收我为会员，并要我脱产到那里去深造。我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原来是白天捏榔头，晚上握笔头，时间少，进步慢；这下可好了，可以丢掉榔头，专捏笔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材料，这才对劲了。正在这时，不知谁在我的背上猛击了一掌，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你。我想这下你一定也为我高兴，要说几句鼓励话，不料你反而泼了一盆冷水：“跳得这么高作啥？当心轻飘飘地被风刮跑。”我开始还认为你是在说笑话，漫不经心地回答：“没关系，刮不了！”想不到你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开玩笑。来！”你一把把我拉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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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你拿出一本毛主席著作，封面上印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你指着行字严肃地对我念着：“‘在我国，虽然杜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小魏啊，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你到那里去深造，可要当心别被资产阶级吃掉！”我当时嘴上虽然表示同意，可心里却想：你这话是多此一举。象我这样的人，在苦水里袍大，捏榔头柄出身，还会给资产阶级吃掉，这岂不是笑话？！
    由于在思想上放松了警惕，解除了武装，进了文艺界的大门，就被那幢由绿树环抱的大厦挡住了阶级斗争的视线，被那些人的一片什么“工人作家”的鼓噪冲昏了头脑。我当时想，自已确有点年青有为，过去的穷小子，今天居然也做起“高级劳动”来了。就这样渐渐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三大革命运动，一心只想捏笔头，搞创作，很少再想去捏榔头，参加劳动。有时虽然也到基层去参加一些劳动，但只是为了“深入生活”，收集一点创作材料。我记得，当时有一位电机厂的老工人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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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尖锐地批评我：“你这种劳动算啥劳动？迟到早退，中间开会，劳动不象，劳动车倒有点象，下厂来无非是来装点‘货色’…。”由于自已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听不进，装不下，这就使自己的“立足点”歪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病毒就慢慢地侵入了机体。搞集体创作不感兴趣，总要找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实在推不了，就马马虎虎地应付一下。搞个人创作，有名有利，劲头可粗呢，搞到深更半夜也不叫苦。对写厂里黑板报那一类稿子，那更是不谈了。记得有一次回厂，染色小组组长张师傅，要我把他们小组的一位老工人身残心红志更坚，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写成一篇黑板报稿子报道一下。我马上就拒绝了。“啊，张师傅，我现在写书，写文章忙得很，那有这个功夫来写黑板报稿，这种稿子叫组里的小李写写就行啦。”说完，我就走了。只听得背后张师傅气呼呼地说：“刚刚丢掉了榔头柄，就忘记了老娘家。啊！真想不到…真想不到…！”要不是毛主席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王，我的确有被资产阶级吃掉的危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对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批判，又经过了“回炉”一回到自己厂里参加劳动，自认为对自己所走过的一段弯路认识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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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其实，并不深刻。最近学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看了报上展开的讨论，才使我认识到，我走的这一段弯路，不仅是一个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腐蚀的问题，还是一个怎样对待脑体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是由资产阶级垄断，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作家、教授、工程师、科学工作者等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由资产阶级教育所培养，为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毛”是依附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张“皮”上面的。在这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对立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平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被推翻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也同时被否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应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在各行各业中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存在了，知识分子这根“毛”只有依附在社会主义制度这张新的“皮”上，为无产阶级服务，才是出路。但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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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一般表现为脑力劳动的劳动条件优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的经济收入优于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但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却还存在着不平等。这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关系，就是
    一种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这种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绝不应该扩大。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充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战士，而绝不应该去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推行一条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我由于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抵制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相反的，却被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牵着鼻子走。老王，说老实话，当报上第一次发表我的短文，我收到十元钱稿费的时候，感到浑身的不安。但在后来，文章越写越长，稿费也越来越多，其他如住房、休养、参观等方面的特殊照顾，也随着我这个“工人作家”名声的增长接踵而来，而我不但不感到不安，而且感到理所当然，甚至还不满足。这样，就使我离开自己的阶级越来越远了。现在回顾起来，我犯错误决不是偶然的。我既然成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者，就必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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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然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对刘少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深刻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今后，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争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战士，做到一手捏好榔头，一手捏好笔头，拿起笔头的时候，时刻不忘捏榔头，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许多新生事物，如五·七干校，工农兵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七·二一工人大学，朝阳农学院的教育经验等等，这都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本质差别的重大革命措施，我们不仅要积极支持，而且要坚决实行。
    老王，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明天，我们工人理论小组也要讨论你们所讨论的同一个问题，虽然你们是学校，我们是工厂，但在这个问题上是隔行不隔理，原则是一样的。组里同志要我先发个言，我还要作些准备，今天就此搁笔吧。敬礼！
    魏罗赞
    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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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辛耕给魏罗赞的信
    老魏：
    昨天，我正在处理一些文件，意外地接到你的那封长信，真是惊喜交集。惊的是你竟然对我们的讨论如此关心，喜的是你对过去走过的一段弯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你要我谈一下学校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方面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情况。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也是一个难题。今天，只能就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向你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你在来信中以切身的经验，谈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工厂里是存在的，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里，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我进驻大学时间虽然不长，仪四年多，但就在这四年多时间内，我接触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方面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这方面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确实是相当激烈的。
    我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来到大学的。刚来时，被分配在组织组工作。我从工作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教授、副教授以及年龄大一些的讲师，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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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于地主、资本家之类的剥削阶级家庭，或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官吏、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一个都没有。我感到很惊奇，就去问比我早两年进校的老张。他现在是校党委的副书记，负责教育革命的工作。这一次讨论就是由他发动起来的。他就向我作了解释：解放前旧大学一年的学费和书、杂费得花三、四百块银元，在外国留学一年的费用要一、两千块银元。旧社会里工人、农民连吃饭都顾不上，哪有那么多钱送子女上大学、出国留洋。只有剥削阶级家庭才有力量拿出那么多钱来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子女成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上人”。他说完后，建议我读点马列有关著作，看一下社会发展史。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其他有关著作，这才使我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产生及其发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溶合在一起的。原始公社的社员既是体力劳动者，也是脑力劳动者，那时的脑力劳动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凌驾于体力劳动之上的脑力劳动者。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劳心者”，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离，只是进入了奴隶社会才开始的。自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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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社会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以来，脑力劳动者由于社会地位、工作条件、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都高高地凌驾于体力劳动者之上，所以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教育、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已成为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大学里教授、副教授等的家庭出身，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我工作的这个大学里，比较年轻的讲师和大部分助教，都是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时间里的大学毕业生。这一批教师的家庭出身怎么样呢？初步分析一下得到的概念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还有，但已占少数；产业工人家庭和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也占少数；多数是干部、职员、教师等家庭出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又作了些调查，找到了原因。原来，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取消了大学高昂的学费，而且还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员给予补助，对工农子女进入大学的“经济关”是破除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招生制度下，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分数关”。那时候，能不能考入高等院校，不是看你的家庭出身，不是看你的政治思想觉悟，而以考试时分数的高低为唯一的标准。可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工人子女回家要分担一些家务劳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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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饭、洗衣，照顾弟妹，农民子女除了分担家务劳动以外，还要放羊、喂猪、割草，搞些家庭副业劳动，他们复习功课的时间很少。而干部、职员、教师的子女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很多这一类家庭的子女，不仅不要负担家务劳动，有的甚至还聘请了家庭教师在课余帮助他们复习功课。这就难怪他们参加“高考”所得的分数要远远超出工农家庭的子女啦。千部、职员、教师本身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竭力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子女能够进大学，也当脑力劳动者。这一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农民当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摧毁修正主义路线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统治，那末，文化、教育部门仍然会成为脑力劳动者的世袭领地。
    在我们这个大学里，文化大革命以后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校的那一部分青年教师的家庭出身，则是另
    一种情祝。他们大多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也有
    一部分出身于干部、职员和教师的家庭。这一变化，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是在教育领域中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用新的招生制度粉碎了拦阻工农子女进大学的“分数关”的结果。文化、教育领域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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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是剥削阶级、脑力劳动者的世袭领地了，资产阶级法权在这里已经受到了限制。
    老魏，我国解放以来，环绕着是限制还是扩大脑体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着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大学教育这个领域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十
    七年中，文化教育领域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黑线占着统治地位。这条黑线极力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平等，这一方面，事例是很多的。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当然要看学校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有学问的管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服务。毛主席指示得非常明确：“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入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一教育方针，大、中、小学都适用。首先要培养学生有社会主义觉悟，这就是说，学校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第一位。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安图把学生培养成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又红又专，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则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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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学生往白专道路上引。当时的学校里弥漫着一片“分数至上”、“智育第一”的邪气。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支配下，当时的大学，虽然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不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在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社会基础。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支配下，即使那些少数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也往往被引上了邪路。
    写到这里，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九六
    二年的事情。我们这个学校某系的一个女同学，贫农家庭出身，是一九五九年入学的。入学第一年，她还保持着农村青年朴素的本色。但进大学以后，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下，她慢慢地变了。不但穿着时髦起来，更严重的是，她竞在同学面前竭力回避提及自己的贫农家庭。一九六二年深秋，当第一次寒流袭来的时候，她的妈妈怕她冷，特地从郊区赶来给她送棉衣。可是，她嫌妈妈“土气”，急急忙忙把她打发走了。同寝室的同学事后问她，来的是什么人，是不是她妈妈？她回答说，不是，是乡下的邻居。这件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控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时候，这位同学才痛哭流涕地讲了出来。老魏，你看，“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刘少奇的这条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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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路线，要把我们的工农子女“教育”成背叛自己阶级的精神贵族，这不是资产阶级在专我们的政吗？他们不是在竭力扩大脑体差别吗？
    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脑体差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你在信中提到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谬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学校里的教职员工，界限分明。教师在大学里处处高人一头，而在教师队伍中，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区分又是等级森严。校务委员会的委员，除了校、系两级领导干部以外，几乎都由教授、副教授担任。工人、职员在校务委员会里基本上没有他们的代表。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有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尾巴翘上了天，有人竟公开叫嚣“马克思不能领导
    爱克司(X)”,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领导地位。
    过去，校里有各种扩大脑体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我现在讲一件给你听听。一九
    五六年，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这所大学里刮起一股“考博士、副博士学位”的歪风。这一年夏天，学校当局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宿舍由公家给安装纱窗，助教、职员和工人的宿舍公家不管。当时有一个单身的讲师和单身的助教合住在由一大间、一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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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的套房里。不用说，讲师住大间，助教住小间，但这两个房间中间没有隔绝，是通的。结果，讲师所住的那
    一大间的两扇大窗上，由公家给装上了纱窗，助教所住的一小间的两扇小窗没有装纱窗。但是，蚊子是不懂得尊重脑体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它们照样经由助教的窗子飞进套房绕道去叮那位讲师，使这种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规章制度成为一个笑柄。
    刘少奇这一条扩大脑体差别的修正主义路线，目的是为了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改变成为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基地，为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服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九年，这个大学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指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干部奋起彻底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清除了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批判了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回了学校的领导权。这样，就为在学校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限制脑体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创造了条件。
    一九六八年九月，遵照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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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一切”的指示，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首先是落实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了大联合，实现了三结合，成立了有工宣队、军宣队、老干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工人代表的革命委员会，彻底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前校务委员会中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新的党委会成立以后，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和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更有力了。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大学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在文化教育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学招生制度已作了彻底改革。根据毛主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现在招收的工农兵学员，都是经过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查、学校选拔这样儿个步骤才到学校来的。这种招生制度，彻底摧毁了过去修正主义路线拦阻工农子女入学的“分数关”，使大量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得以进入社会主义大学。
    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过程中，通过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最近又学习了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使我们对教育这块阵地的重要性有了较深的认识。认识提高了，贯彻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才有了自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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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大学在培养月标、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理论，逐步进行了改革。学生不是单纯读书，而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定期到工厂学工，到人民公社学农。学校自已附设了三个工厂，还同校外的二十多个国营工厂和五个人民公社挂了钩，作为学工、学农的基地。此外，还要到部队去学军，并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学校里和社会上的大批判活动。课程设置大量精简。教学方法从过去的灌输式，改为启发式，采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灵活多样的形式，还邀请老工人、老农民来学校讲课。过去那种对学生搞突然袭击的考试方法被废除了，采用了以巩固学习成绩为目的的新的考试方法。明确学校的
    一切工作都应环绕转变学生思想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指引下，拿起榔头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的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阵地上，无产阶级力量虽然得到不断加强，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削弱，资产阶级法权受到限制，但是，教育阵地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一九七二年，社会上刮起一股“一代不如一代”、“知识质量降低”的冷风，学校里就有人说，“学生有惰性”，要用“分数”刺激，用考试来调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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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性”；批判了“读书做官论”，有人就散布“读书无用论”。就是在目前，有人还在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用“知识私有”来毒害学生，在教学中，“只讲爱克司，不讲马克思”的情祝时有发生。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教育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就能完全解决的。在脑体差别方面限制还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也必将继续下去。我们将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精神，同全校革命师生一起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紧紧地握手！
    王辛耕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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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
    小燕给张老师的信
    亲爱的张老师：
    您好！自从离开党的诞生地、一月革命的故乡上海，奔赴祖国的淮北平原插队落户，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两年。回想我过去在城市里，吃了十儿年的饭，却不识庄稼苗，不懂农家活。刚来农村时，连两捆麦子也挑不动。可是现在，说出来您也许会不相信，经过两年的锻炼，我不仅学会了选种、耕耙、植保等十儿种农活，而且能挑上一百四、五十斤重的担子了。不仅是力气大了，肩膀硬了，而更重要的是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近，我联系自己从城市到农村的变化，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深深感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是一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战斗，是一条洒满着金色阳光的革命大道。我一定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坚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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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地走下去。
    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三大差别之
    一，过去我虽然在书本上读到过，但体会不深，这次来农村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过去深刻多了。就拿我今年回上海探亲所碰到的一件事来说吧：今年春节，我第一次返沪探亲，后来在上海火车站乘车谁备回安徽时，正巧碰到和我一届毕业分配在江西插队的青年小乐，他也谁备返赣。一见面当然非常亲热，我就跑上去一边帮他提东西，一边就相互谈了插队的情况。我原以为他带的行李只是身上背的，手中提的，想不到他说，后面还有。我就又帮他去提，大包小包的足足有十来件，真可谓“满载而归”。我问他带了些什么，他告诉我说，有糖果、饼干、罐头、鸡蛋挂面、香肠，还有热水袋、热水瓶等各种各样生活用品。我问：“带那么多东西干啥？”他说：“吃嘛，用嘛！”我心想，小乐这样做不大对头，想要批评他几句，但又想他是自己用的，又不是搞贩卖，话到嘴边又刹住了。但同他分开以后，想来想去总感到不是味道。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集体户的其他知识青年，晚上政治学习时，大家便议论了起来。王小胖第一个发言，他说：“依我看，你的那个同学从上海带了好些吃的、用的到农村去，并不奇怪，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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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条件比城市差，买东西又不方便，如果农村有城市
    一样的条件，他就不会从城市带东西到农村去了。”小胖话音刚落，我们的女班长小红马上表示不同意，她说：“我们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是为了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一个缩小城乡差别的战士。如果我们把城市的那套生活搬到农村去，怎么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又怎么谈得上艰苦奋斗献身革命呢？”正在他俩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大队党支部书记老赵推门进来了。老赵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阶级觉悟高，又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对他可佩服哩！大家一致要求老赵给我们谈谈。老赵抽起一袋旱烟，先给我们讲了一段他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
    老赵一家在旧社会，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原先，还能勉强养家糊口。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盘踞城市，用高价出卖工业品、压价收购农产品的办法，疯狂剥削农民，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特别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交通受到严重破坏，城乡物资交流陷于停滞状态，工业品变得更加昂贵，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来说更加不值钱。在一九三六年每百厅大米还可换白布三十九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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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九四六年就只能换白布十尺了。在旧社会，城市剥削乡村，使老赵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贫困潦倒。在“糠菜不糊口，乞讨无路走”的情况下，老赵飘流到城里给烟厂老板当短工。整个村庄走的走，死的死，真是一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
    讲完这段历史以后，老赵说：“在旧社会，城市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城乡关系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变更了，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城乡互相支援，互相交流，已经从根本上否定原来那种阶级对立的关系了。”
    这时，王小胖插上来问：“那末，社会主义的城市和乡村为什么还会有差别？”老赵笑了笑，回答说：“这是旧社会带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虽然已经消失，但要在一个短时期内改变长期以来造成的农村落后、贫困的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叫城乡对立已消失，但差别仍然存在着。小王的那个同学所以要从城市带些吃的、用的，就是因为城市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农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城市物质条件好，交通方便，东西也多，而农村相对来说就比较差些。”
    小红听了忙说：“不过，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些差别，学习农村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老赵点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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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表示赞同。他说：“是啊！同样是这些差别，但各人想法就不一样嘛！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泥腿子，拿现在的生活同旧社会比一比，那已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越比越觉甜。没有这种经历，或者用资产阶级思想来看农村生活的人，那是体会不到这种甜的。”
    听了老赵这番话，我思想上受到很大的教育。是啊，今天的农村和城市相比，虽然还有比较显著的差别，农村比城市要艰苦些，但是，解放以来，祖国的农村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们村，在解放前是个“三年两遭灾”的地方，土地荒瘠，人烟稀少。解放后，党领导贫下中农走集体化道路，修起了水库，开通了公路，架起了电线，还购买了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等各种机器一百多台。人民公社成立后，还办起了“五小工业”，修配制造各种农具机械。现在，我们村已实现了“耕地使用拖拉机，打米磨面有机器，家家电灯亮闪闪，户户喇叭响不停”。解放前，我们村里除了几家地主富农，其他人家都是文盲。解放后，村里办了小学、中学去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开设了农民政治夜校，贫下中农在里面学政治、学文化、写诗歌、演唱样板戏。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我们村不仅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城里医院还经常组织医疗小分队来巡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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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这些变化中，我更感受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一步一步地朝着缩小城乡差别的方问迈进，同时，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相互支援的崭新关系。去年，我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员都很需要高统胶靴，可是我们村离城镇很远，买东西不方便，正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时候，城里百货供应站的老王送货下乡来了，他一来就给我们送来了二十双新产品防滑靴。我们要写表扬信感谢他，可他紧紧地握着队长的手笑呵呵地说：“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毛主席说：“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主席这段指示，我过去虽然也学习过，但体会并没有象现在这样深。现在身在农村，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就感到更为亲切了，在做好城市工作的同时，努力做好农村工作是多么重要！小乐为什么要把热水瓶、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也带到农村去呢？当然有思想上的原因，缺乏艰苦生活的准备，但同时在工农商品的交换中确实也存在着问题。许多工业品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除了生产和需求的矛盾之外，其中一个原因就同我们有些同志不重视农村工作的思想有关。他们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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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抓生产、订计划，往往考虑城市需要多，为农村着想少。有的怕添麻烦，不愿意把工作做到农村去。有的甚至片面追求利润和产值，不肯生产农村比较需要而又缺乏的商品，忘记了农村这个大多数。我们知道，城乡差别往往是资本主义势力的防空洞，是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制的土壤，如果我们的工作在某些环节上有缺陷，一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就更加有机可乘，大搞投机倒把，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别就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城乡对立。可见，做好支农工作，也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呵！
    张老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深深感到在缩小城乡差别的问题上，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城乡差别的存在，固然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城乡差别的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但另一方面又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为逐步缩小以至最后完全消灭这种差别而奋斗。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一刻也不停地坚持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敢于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今年春节回上海时，我到学校来看您，正好您开会去了。我听见有个教师正在隔壁教室里对一个学生做上山下乡的“思想工作”，那个教师说：“你还是去黄山茶林场吧，那里种茶叶，比海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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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好。你去了，你的弟弟妹妹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听了这话，我心里真恼火，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城乡之间掘起了一条鸿沟，也造成了城市鄙视农村，“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的旧传统观念。在今天的时代里，成千成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对“城里人不下农村，读书人哪能种田”的千年旧习是个猛烈的冲击，但“重城轻乡”、“留恋城市”的旧习惯势力，在一部分人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位教师用“留城享福、下乡受苦”这类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当然，今天的农村和城市相比，是要艰苦些，但正因为艰苦，正因为存在城乡差别，才需要我们去革命，去战斗！我们有志气、有抱负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就是要迎着困难上，明知农村艰苦，偏在农村扎根。如果大家都往城市跑，城乡差别哪一天才能消灭，共产主义事业什么时候才能建成？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它揭露、分析苏联农民为什么不爱土地的问题。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全面复辟，新的城乡对立又重新产生。前几年，苏修报刊围绕着所谓“对土地的爱”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因为在苏修社会中，一批又一批的农民，正在离开祖辈劳动和生存的土地，涌向城市，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已有一千六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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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流入城市。这和我们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乐在农村干革命”的英雄行动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昨：天晚上，我们集体户知识青年在讨论了城乡差别的问题以后，又学习了上海嘉定县新泾大队和我们安徽蒙城知识青年俞自由等制定远景规划的经验。今天，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经过热烈讨论，已初步制订出我们生产大队改天换地的十年远景规划。我们决心以邢燕子、朱克家等优秀知识青年为榜样，很批刘少奇、林彪一类鼓吹的“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谬论，扎根农村，艰苦创业，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使命，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努力奋斗！
    张老师，月底我们大队将要召开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经验交流会，老赵要我谈一下关于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的体会。城乡差别自己有了一点感受，勉强可以谈一点，但关于工农差别怎么谈法，我心巾还没有一个底，请您给我启发一下，好吗？
    致
    了一
    革命敬礼！
    您的学生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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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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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给小燕的信
    小燕：
    这几天，正巧忙着为一批即将到江西山区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小将，做一些临行前的准备工作，没能顾上及时给你回信，让你久等了吧？透过你的几次来信，看到你和你的战友们经过农村几年锻炼，特别是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各方面进步很快，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培养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这正是我们每一个革命教师的愿望和责任！
    你来信谈了你们对城乡差别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我回信时谈谈对工农差别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实在的，自己学习得很不深，对这个问题未必能讲清楚。您既然要我谈一下，那就从我在一个同学家里参加的一次家庭讨论会谈起吧！
    小燕，你还记得你们班里当时的红卫兵排长沈志耘吗？当年，他第一个在学校发起组织了“立志务农战斗队”，带头到淮北农村去插队落户。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广阔天地里，他成长很快，现在已经挑起了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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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支部的担子。志耘所在的大队，历来多灾多荒。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那里的落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底子很差，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志耘在那里，每天起早摸黑，辛勤劳动，但年终分配时，扣除了口粮柴草以后，就拿不到多少钱了，有时还要家里寄些钱去补贴零用。志耘有个弟弟叫志强，在上海一家拖拉机广工作。他的工资每月有四十元，为了上下班方便些，他以自己积蓄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平时还能补贴些钱给家里。今年春节，听说去到农村三、四年的志耘第一次回家了，我就抽了个空去看看他。那天，正好他爸爸、妈妈、弟弟都在家，大家就一起攀谈起来了。
    志耘的妈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她说：“老师，志耘和志强，一个下乡当农民，一个进厂当工人，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一点我懂。但是为什么志耘参加工作比志强早，挑的担子比志强重，工作比志强辛苦，而收入却比志强少？”
    乍一听这个问题，我觉得蛮简单，就说：“志耘妈，这就是因为工农之间存在差别嘛！工农差别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上，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怎样生产，生产什么，都要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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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产品也统统归国家统一支配，工人的工资也由国家统一规定。而农村人民公社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比如一个生产队，它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只是归这个生产队的集体所有。集体的经济收入，除了上缴给国家一定的税收以外，都归这个集体单位所有和支配。因此，这个生产队里社员的收入就不能由国家负责统一发工资，而只能由这个生产队根据集体收入多少，各人所得工分多少，进行分配。有些地区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的收入就比国营工厂工人的收入要少。”
    志耘的母亲觉得还不很理解，又问：“那末，为啥工厂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就不可以也搞全民所有制呢？”是呀，这倒是个值得搞搞清楚的问题，可自己过去却没有深入地想过。还好，志耘的爸爸也在场，我们就请他谈谈看法。他是位老干部，现在在一家钢铁广任党委副书记。听志强介绍，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全家要数他爸爸最刻苦了。志耘爸爸说：“我看呀，为什么工厂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这既不是你和我，也不是其他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的。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就叫做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我们国家里，工业部门的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各个部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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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之间关系密切、互相制约。就拿我们炼钢厂生产来讲，需要经过开采、选矿、烧结等许多环节，才能最后进行炼钢，而炼钢又需要煤、电、水等各个部门的配合，缺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行，而必须紧密配合，一环扣一环。这样，客观上就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来统
    一支配所有的部门和企业。而要做到统一指挥，就必须使这些部门和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同一个主人。也就是说，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这些生产资料牢牢掌握在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由它来统一指挥。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内，就可以不管企业的设备先进还是落后，产量高还是低，赢利多还是少，而对每个职工由国家给以统一标准的工资。农村情况就不同了。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是个体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单家独户分散经营，生产力非常落后。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紧接着又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提高了农业集体化的程度。人民公社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十几年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集体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但是，同工业生产相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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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机械化程度、劳动生产率都比工业部门低得多。面对农村目前这种生产力水平，就只能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只能由每个生产队自负盈亏，根据每个生产队集体收入的高低来决定每个社员收入的多少。集体经济发展了，收入高了，社员分配也就多些；集体收入少，社员分配也就少些。”
    听志耘爸爸这么一分析，我们都觉得有道理。志耘妈妈也说：“噢，原来工农有差别，是因为工业和农业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个差别，而这个差别，归根到底又是因为工业和农业本身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这样说来，工农差别的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工农差别才能消失。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志耘的爸爸又说：“是的。要消灭工农差别，还需要我们长期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不能做到立即消灭这种差别，但是，必须限制它，逐步缩小它，不能加强和扩大这种差别。解放以来，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力支援农业机械化，帮助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适当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支农产品的价格，适当控制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等等，所有这些，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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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缩小工农差别和与此有关的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十分必要的。不过，也不能太性急。例如，当条件不具备时，就不适当地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那就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影响国家积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利，最后对缩小工农差别也不会有利。”
    志耘妈妈说：“听你们几个人分析分析，我脑子里就清楚多了。只要有工农差别存在，体现这种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就只能限制，不能取消。我看，我们工人的工资同农民收入的差别不能过大，这对于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缩小工农差别，也是很重要的吧？”
    志耘和志强看到妈妈思想通了，都很高兴。志耘说：“妈妈，你说得对。对于工人、农民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只能逐步缩小，不能拚命扩大。不过，我觉得这里还有个如何正确看待差别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中指出过：‘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应该首先看到，解放以来，不仅工人的生活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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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另方面，我们在农村生活，不用付房租、水费，电费也比城市便宜，又可以在自留地上种些蔬菜，可以养些鸡鸭等家禽，基本上不用花钱买菜，生活开支确实比城市工人省得多。所以，工人同农民的收入水平适当地有一些差距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农村现在的生活水平。我们既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改善农村社员的生活，使它逐步地接近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逐步为使小集体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积极创造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那里的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充分信心。去年初，我们大队发动群众讨论制订了一个一九七四一一九八○年远景发展规划，决心扎扎实实学大寨，自力更生绘山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彻底改变准北农村的落后面貌。广大社员战天斗地，社会主义积极性非常高涨。去年，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全大队的粮食产量还获得了大丰收，比一九七三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以上，打响了实现规划第一炮。大队的养猪、养鱼、种植果树、饲养家禽等多种经营，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大队还办起了农机修配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有力地促进了机械化的发展，增加了集体积累，发展了集体经济，社员收入也相应提高了。现在，我们大队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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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上做到家家有余粮，集体有储备，有的社员家里还添置了收音机、自行车等生活用品。广大贫下中农胸怀革命大目标，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越干越有劲。许多下乡知识青年也都豪迈地表示：‘我们革命青年就是要敢于冲破城里人不能下乡，读书人不能种田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框框，既要在农村的艰苦环境里磨炼自己，又要为改变农村的艰苦环境贡献力量。’别看我们在农村丢了锄就是耙，整天同泥巴打交道，可这一锄一耙都是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工农差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呀妈妈，我决心一辈子扎根在农村，当个缩小工农差别的促进派，你支持不支持？”志耘妈妈听他说得句句在理，忙说：“你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阳关大道，妈妈一百个支持！”
    这时，等了老半天还没机会发言的志强急忙抢上来说：“哥哥，妈妈支持你，我也支持你，我们是工农兄弟嘛！”这一说，把大家都逗笑了。志强又接着说：“哥哥，我们厂今年要打一场拖拉机生产翻身仗，全厂工人师傅群策群力，大干巧干，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既要把拖拉机生产翻上去，又要把生产成本降下来，同时还要对拖拉机性能、质量不断改进提高。工人师傅都说，我们一定要造出更多更好更便宜的拖拉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为发展壮大农业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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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巩固工农联盟，缩小工农差别多作贡献。”看到工人阶级这么全心全意支援农业，志耘很受鼓舞，他激动地说：“弟弟，让我们在不同的革命岗位上，为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而一起奋斗吧！”
    小燕，这次家庭讨论会使我受到的教育确是很深的。我想，象志耘、志强这样有志气，有抱负，誓为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贡献青春的革命青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何止千万啊！上海师大的程立标，毕业后放弃留校的机会，坚决要求问到自已原来插队落户的农村干革命。魏尧升参军复员后，毅然放弃回上海当工人的机会，坚决要求到革命老根据地一井冈山当农民。在我们学校里，每次毕业分配时，总有那么一批红卫兵小将，提出“城市不留、工矿不去”的口号，跳出分配上的各种可以留城市、进工矿的“档子”，坚决要求到最远、最艰苦的农村去。他们说：“我们跳出的不只是分配上的档子，我们冲破的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框子。”这是多么高的思想境界啊！这样的一代青年人，正是我们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重任，正是要靠这样的一代青年来挑！
    我，作为一个人民的教师，想到党和人民把教育和培养青少年的任务直接交托给我们，深深感到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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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我一定要更加认真地学习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教育工作真正当作是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要环节来抓好，刻苦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夜深了，就写到这里吧！祝不断进步1
    张育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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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工人阶级部分、党员一部分中
    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问题
    韦允合给李石昌的信
    老李：
    前天，我们厂派到农村调查插秧机使用情况和征求改进意见的人回来了。他们带回了不少的宝贵材料，使我厂得以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同时，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转达了一个消息一就是他们看到你了！说你的两鬓虽已开始花白，可是脸色黑里透红，精神键旺，基本上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个老样子。他们说你经常背个工具箱，巡回到各大假和生产队，实行修理农具到田头，还把自己的钳工修理知识传授给了不少青年社员。他们又说，你参加了公社农机修配厂理论小组，对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得很好。我们听了十分高兴！时间过得也真快呵！回想一九六一年秋天，你向车间领导坚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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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下放农村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可是一晃眼，却已经十四年了！厂里的同志，特别是我们机修车间钳工组的全体同志，都非常想念你，他们要我写封信向你问候，向你学习！
    你大概很想知道我们厂十四年来的变化吧？你如果有机会来看一趟的话，可能已经不认识了。现在，我们厂已从三个车间扩大到五个车间，新的产品品种增加了十儿种，产值已经翻了三番，全厂热气腾腾，工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社会主义事业真是
    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青年人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增添了很多新鲜血液。这些小伙子们可真棒！他们能文能武，不仅有文化、有理论，就是干起活来也不比你我差。看到我们的年青一代茁壮成长，你一定也会感到无比兴奋的。关于我们厂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不是一两封信可以写得完的，我想还是先谈谈我们车间近来的学习情况吧！
    最近儿个月，我们车间小组都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当讨论到“工人阶级一部分”，也会“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时候，曾经联系到
    一九六五年我们一搞四清运动时所揭发出来的一些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广的那个司机刘达旺吧？原来这家伙经常利用开车的机会，从农村带大量农副产品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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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又从城市带很多工业品到农村，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大闸蟹一上市，他就去贩大闸蟹来；蚕豆上市，他就去捎蚕豆来。只要农村有什么时鲜货，市场上比较少的，厂里都会出现。有一次他从宜兴来，带了一车子砂锅，在路上把行人撞伤。交通警问他，为什么不急刹车？他支吾其词地说，急刹车坏了。交通警上车开动车子走几步，然后来个急刹车试试，结果，“光啷哨”！一车子砂锅大部分撞碎了。原来急刹车并没有坏，而是他怕撞碎砂锅，不肯急刹车，以致撞伤了行人的。不仅如此，这家秋还经常同城乡投机倒把分子搞在一起，为这些人搞马达，换弹子盘，套购化肥、机器等，进行中间搭桥，代为转运，从中获取大量暴利，已经蜕化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一个汽车司机，怎么会变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呢？据当时刘达旺的交代，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本人在解放前有一段时期，曾经在反动军队里当过汽车司机，奔波于滇缅公路，替那些反动军官搞走私贩运，从中捞点好处。解放后，虽然从私营工厂转到了国营工厂，但是由于不抓紧世界观的改造，旧的社会影响不但没有摆脱掉，而且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滋长了起来，结果就从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入手，利用商品和货币交换搞非法交易，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最后就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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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了。
    还有我们车间的那个冷作工徐长发，你也是知道的。他平常给人的印象就是老实头，话不多，从不同别人争吵，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这个老实头却一点也不老实。原先，就已经发现过他把厂里拆下的废砖瓦往家里运，把大炉间的煤渣往家里拉，把冲下来的钢材废角料往家里捞。大家只当他贪点小利，叫他是“三废公司”。后来，又发现他忽然暴发起来，两上两下的新房子盖起来了，还给他的儿子配备了手表、自行车、半导体等“三大件”。根据四清中的检举材料，原来他受坏人引诱，暗地里在干着日公夜私的资本主义勾当。开始的时候，冷作组的一个漏网地主，听到我们厂有二百米的煤气管道要安装，感到有机可乘，就唆使徐长发把他的弟弟从农村叫到上海，去同邻县的一个社办电机厂谈妥，用那个厂的名义，出六个农村劳动力，来承包这项工程。另由徐长发把他的老婆和儿子塞进来，也算上两个劳动力。徐长发本人和这个漏网地主则担任“技术指导”。合同签订以后，就谈判分成拆账：由徐和漏网地主拿所得的三分之一，其余按劳动力均分。仅从这一项工程中，徐长发一家就捞了好几百元的非法收入。另外，还查出他们用类似方式，先后承揽过其他工厂的冷作工程有四、五起之多，都是通过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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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价，粗制滥造，骗取了大量的非法收入。
    徐长发是贫农家庭出身，本人解放前先是在农村种田，后来活不下去，转到城市在资本家工厂里当了一名普通工，出身经历比刘达旺要好。但是解放以后，他的那种小生产者习性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以致从贪小利开始，终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据徐长发交代，那个漏网地主怂恿他：“不要怕检讨，检讨儿次，享福一世。”还说：“干日公夜私不要紧，这也是‘等价交换’嘛！”
    四清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刘达旺和徐长发的问题，现在又重新引起了我们全车间的热烈讨论，成为这一个多星期中大家的中心话题。环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加深我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过程。上星期三的那天晚上，我们车间的青年业余理论学习小组把我找去，叫我这个老头子也参加他们的一次讨论会。这些青年人分析起问题来，很有些水平，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争论很热烈。我一下子插不上嘴，只听见有的说：“工人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最有觉悟的阶级，象四清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刘达旺、徐长发这种人，他们本来就不能算作是工人阶级。”有人接着说：“对呀！依我看，刘达旺解放前在反动军队里开过几年汽车，本来就不是工人阶级。至于徐长发嘛，那也是工人队伍中的个别现象。”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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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届分配来的中学生朱洪，涨红着脸起来发言了，她说：“我们工人阶级当然是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阶级。但是，这并不是说，工人队伍就是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个阶级队伍中的人，很多是破产的手工业者、破产的农民、破产的小业主。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说过：工人和旧杜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如果认为只有对旧社会污泥一尘不染的人，才能算是工人阶级，那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在实践上把杜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毛主席也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杜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象刘达旺、徐长发这样的问题，分析他们是怎样从工人队伍中分化出来，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并用这些反面例子来教育我们自已，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自觉革命，使工人队伍更加坚强，更进
    一步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很多人都点头表示赞同朱洪的发言。这时，有人又接着说：“朱洪说得对，我们工人阶级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其他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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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阶层中分化出来而形成的一个阶级。因此，在我们工人阶级中，各人的出身和社会经历是不尽相同的，所受到的旧社会影响也就不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工人阶级又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在社会主义社会，老的剥削阶级分子虽然失去了生产资料，但是作为阶级，它还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在一批批地产生出来。这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我们工人，妄图把工人队伍中一小部分受旧社会影响较深、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毒害较重的人拉过去，以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我们，只有记住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一部分’也会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导，时刻保持警惕，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发扬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才能最终地战胜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小伙子们还热情地鼓掌，欢迎我这个老工人发言。我觉得大家的讨论，给自己的教育很大，我理论水平差，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谈几句也行，我就谈了我的
    一点看法，我说：“我们厂的工人同全国的工人一样，多数都有着为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崇高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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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为社会主义而忘我地劳动，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会搞资本主义，会转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呢？从前，在四清运动那个时候，我只看到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怪阶级敌人拉他们下水，二是怪刘达旺这些人自己不争气，思想不好。这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我才认识到还有第三方面的原因，也就是经济关系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旧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形式。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就必然要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必然要实行货币工资制度。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产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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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刘达旺不是在城乡商品交换中投机取巧，来攫取非法暴利的吗？徐长发不是由于有货币的存在，因而得以上下其手，搞中间剥削吗？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不仅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需要在经济领域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创造条件在将来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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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问题的指示，使我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认识得更深刻了。”
    我在会上谈了这些看法，同志们都鼓励我，说我学习有体会。但我自已知道，我对毛主席指示的领会还是很肤浅的，所以写信告诉你，有错误的地方，请你帮助指出。我还希望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和你们那里的讨论情况来信告诉我们。最后，我们机修车间钳工组的全体同志祝愿你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作出新的贡献。致
    革命敬礼！
    允
    合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
    李石昌给韦允合的信
    老韦：
    前些日子碰到厂里下来调查插秧机使用情况的同志们，昨天又接到了你的来信，真使人高兴极了。我们厂这些年来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想抽空跑一趟，回来亲眼看一看。最近，农村快要进入抢收抢种大忙季节，广大社员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员们的干劲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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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农机修配厂，也是一片热气腾腾。本来前两天就该给你写封回信，谈谈我们这里的学习和生产情况，可是，屁股总坐不下来。你知道，各种农业机械都要在大忙前检修好，各种农机配件也得准备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耽误了农时，拖了“三抢”的后腿，那可对不起农民兄弟啊！
    你来信中谈到厂里学习关于工人阶级一部分也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读了很有启发。刘达旺这个人，本来旧习气就很重，总想走歪门邪道，对于他的情况，过去好象听谁说起过。可是徐长发，我真想不到他竞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得对，我们工人阶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坏思想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工人队伍。最近，为了加深领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我挤时间读了一些列宁的文章。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中谈到苏联当时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情况时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在分析苏联当时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原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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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商品经济的存在，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当然，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对于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重要的条件，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根源。列宁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分析，对于我国的情况也是适用的。就拿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吧，在旧社会的染缸里扒拉了半辈子，怎么会一点脏东西都沾染不上呢？如果不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努力改造旧思想，就会分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会上当受骗，甚至会象徐长发那样滑到资产阶级泥坑里去。就是解放后进厂的，或者是解放后出生的那些青年工人，弄得不好，也可能会在旧东西的影响下变坏的。工人阶级一部分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党员、干部一部分也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前天我去生产队修理脱粒机，回来的路上碰上了跟我一道下放的木工组大老王。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健谈，他谈到他们公社农机厂原来一个姓朱的支部书记的情况。说起来，这个人还是你我的老相识呢！你还记得解放前跟我们-一起进厂的那个朱根富吗？他也象你我
    一样是贫农家庭出身。但进了城，被上海这个花花世界迷了心窍，一心想弄钱。但是，那时当个穷工人，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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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去弄钱呢？他当时看到跑单帮能赚大钱，就不告而别，回家跑单帮去了。大老王谈的他们公社农机)的姓朱的支部书记，原来就是我们当年的老相识朱根富呀！朱根富怎么会当上公社社办工广支部书记的呢？真是说来话长。我这里只好长话短说，简单地向你介绍一下情况。你大概还记得，朱根富离厂不久，上海就解放了。朱根富跑单帮的路子也断了，他就回家种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朱根富凭着贫农家庭出身的身份，被土改工作队当作积极分子培养和使用，土改结束就入了党。当时，他确实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那一心想弄钱的脑子却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入党以后，不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他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都是负责抓副业生产，经常拿出跑单帮的“经验”，干“弃农经商”的行当，曾经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多次批评。后来，他当上农机厂的党支部书记，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朱根富当上了公社农机厂的支部书记，便立即推行一条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公社的农机修造厂，顾名思义，理应是以制造农业机械、修理农业机器作为基本任务。但是，朱根富借口农机修造要亏本，把厂里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安排来从事同农机修造毫不搭界的“外加工”。什么行档收益大，利润多，就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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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使公社农机厂实际上背离了社会主义大道，走上了资本主义邪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厂里那些一心想弄钱的人看准朱根富这个人，就拚命围着他转。这
    一伙人逐渐结成了一个贪污盗窃的小集团。他们宣扬“吃脱一百，赚进一万”的资产阶级生意经，经常用请客送礼的手法，拉拢、腐蚀协作单位的有关人员。他们借联系业务为名，用集体资金，到处游山玩水，南京、杭州、苏州都去过。他们不仅巧立名目，用什么“出差补贴”，“交际补贴”，“伙食补贴”等名堂捞取好处，而且还用重复报销，开假发票，收入不入账、少入账等手法，盗窃集体资金。仅朱根富一个人就瓜分到五千多元。他当了支部书记没有几年，就盖起一幢两上两下的新房，木材、水泥、日光灯、玻璃都是用公社农机广的名义买的，一部分是盗取农机广的公共财产来的。你看，这个朱根富同当年我们认识的朱根富不是大变样了吗？确实，他就是旧土壤上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恨不得把农机厂一口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另外，他还利用一些社员想进社办工厂的心理，变相地敲诈勒索，谁不送礼，谁就根本不要想进农机厂。社员气极了，说：“公社农机厂变成朱老板的厂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再也忍耐不住，终于把他的问题揭开了，并且作了严肃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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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王讲。他们公社农机厂自从批判了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挖出朱根富等新资产阶级分子以后，这些年来，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机修造厂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以修理农业机器、制造农业机械为基本任务的工厂，对于推动公社的农业机械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全厂职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被调动起来，勤俭办厂，增产节约，事实证明所谓农机修造必然亏本是毫无根据的。农机广不仅不亏本，而且年年有积累，土制的专用机床逐年增加。现在不仅修理手扶拖拉机，甚至“丰收三十五型”大拖拉机的大修也能胜任了。大老王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包含了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反修防修，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那天我回到厂里，已经摸黑了。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志正聚集一堂，深入讨论毛主席关于儿个“一部分”的指示。会上有的同志担心地问：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根源，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没有死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这样，资本主义复辟不是难免了吗？通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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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但是，并不存在复辟的必然性。复辟不复辟，关键在丁思想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如果思想政治路线不对头，如果刘少奇、林彪所主张的那一套占了上风，拚命去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两极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这样，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就很容易。如果我们坚持毛主席给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又看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不断地、恰当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斗争，即使新资产阶级分子仍然会继续产生，但只要我们随时警惕，不断地锄毒草，化肥料，那就决不会出现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一天天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定一步
    一步地走向共产主义。
    好吧，时间不早了，就写到这里。希望以后咱们多通通信，互相学习，交流情祝，共同前进。请你代我问候钳工组全体同志。致战斗的敬礼！
    李石昌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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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问题
    宣小兰给杨坚的信
    老杨：
    自你上北京参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班到现在，已有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厂里抓理论学习、促工业生产的形势发展很快，一片热气腾腾，每一个角落都象炸开的油锅似的。“国家需要钢，人民需要钢，我们一定要一心扑在钢铁事业上，抓纲促钢多夺钢，为伟大祖国争气，让毛主席放心。”这是全厂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共同心愿。同志们提出了“不在报酬多少上兜圈子，要在各尽所能上下功夫”的响亮口号，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日夜战斗在炉旁，高产喜讯一个接-个。
    在紧张的战斗、繁忙的工作中，党委抓住学习不放。最近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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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示为纲，结合学习、讨论姚文元同志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政治生活的问题。通过摆事实，议危害，挖根源，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下面把我们学习的情况和体会向你汇报。怎么汇报呢，考虑下来，还是从昨天党委召开的全厂性大型讨论会说起吧。会议一开始，大家首先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原则。这个原则，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而且渗透到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生活。例如，美国竞选议员和总统，竞选费用，少则几十万、儿百万美元，多则几千万、上亿美元。这些竞选费用，是竞选者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些钱，都是垄断资本集团用各种名目捐送的。垄断资本集团掏腰包雇一个人去当议员或总统，就是要这个人当他们的代理人。不仅要他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且要他为捧他上台的这个特定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还有，美国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时想过官瘾，也可通过捐献大笔竞选费用的办法买官。美国驻某些国家的大使职位，已成为历届新当选的总统应酬大老板的筹码，这在美国已是公开的秘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这种肮脏交易，就是资本主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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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原则的一种体现。
    但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同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两者似乎是桥归桥、路归路互不相干的。二车间党总支书记老李说，乍
    一看，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同无产阶级政治生活、党内生活确实是互不相干的，其实不然。大家都看过《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就有这么一个片断：一伙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勾结，妄图进行反革命暴动。他们策划在工人队伍中收买内奸，以便在暴动时迅速打开克里姆林宫的城门。为此，资产阶级分子康斯坦丁诺夫来到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也夫的办公室。康问马：“你考虑得怎么样了？”马问：“事成之后，有多少报酬？”康答：“两百万。”马说：“啊！？不干！不干！康斯坦丁诺夫先生，就算你没看见我，我也没有看见你，咱们这件事就到此结束。”康说：“嘘，小声点，卫队长先生，这儿不是市场！你要多少？”马说：“两百五十万。”康说：“写张收条。”同志们，这不是一笔买卖吗？这笔买卖就是：打开克里姆林宫的城门换两百五子万卢布。这笔买卖当然找错了对象，卫队长并不是内奸，而是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但是，这不正好说明，阶级敌人力图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测输入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中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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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讲到这里，八车间理论小组组长小张接过话头说：“在苏联，资产阶级阴谋家康斯坦丁诺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这样干的；在我们中国，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林彪也是这样干的。林彪一伙为了达到篡权上合的目的，用封官许愿的手法笼络人，告诫他的爪牙要‘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实际上，就是以官、禄、德为诱饵，要他的那伙死党向林家王朝出卖肉体和灵魂。”
    小张的话音刚落，一车间党总支副书记老童接着说，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测侵入到政治生活的情况，就是在我们厂里也有。去年，厂领导交给我们车间一个任务，要协助兄弟地区冶炼几万吨特种钢。来到我们车间联系这批任务的经办人员，反复申述这批特种钢对他们地区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求我们提前治炼出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听说你有个儿子，高中毕业后在我们地区插队落户。我们正需要人，可以把他调到我们厂里工作，让他长驻上海，你也有个照顾。”协助兄弟单位冶炼一批特种钢就可使自己的儿子进国营工广，这不成了一笔“买卖交易”了吗？我坚决抵制了这种做法。
    老童讲完，二车间的小吴接着说，一九六八年，正当厂里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筹备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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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有几个‘有心人’就对他说：“小吴，你年纪轻，造反早，有功劳，这次可一定得在)革会里弄个‘把手’的位置啊！我们坚决支持你。”接着，另一个人又偷偷地对他说：“小吴，你上去了，可别忘了过去的老战友啊，有机会拉我们一把，弄个厂革委会委员或车间革委会的把手’当当。”小吴继续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是为了反修防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可是有些人，却把造反当作升官的捷径，当头头的封官许愿，捧头头的盼望鸡犬升天，这不是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来，又是什么呢？！
    以上几位同志的发言，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政治生活，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加抵制，其危害性是极大的。
    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党的党性原则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彻底革命的阶级本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则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阶级本质。所以，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我们的政治生活，正说明有人安图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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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也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不搞清楚，不警惕这种危险性，不坚决加以抵制，那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瓦解，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已有惨痛的教训。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那一伙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已经运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把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头到尾改造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了吗？在今日的苏联，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关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所推行的政治原则，是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党团组织，作为压迫人民的手段，人们入党入团已经成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父子关系，甚至夫妻关系，都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和权势，在今日的苏联，已成为主宰一切的万能上帝。
    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那末，它为什么会在我们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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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市场，起一定的作用呢？大家认为，这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在我们社会里，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正如列宁所说的：“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所以，如果我们放松世界观的改
    !
    造，不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就会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一拍即合。反之，我们抓紧了世界观的改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掌握了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那末，当阶级敌人利用商品交换原则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时，我们就能敏锐地识别它，及时地揭露它，坚定地战胜它。
    老杨，今天就扯到这里吧，我们学习还很不深入，体会还很肤浅，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商品交换原测侵蚀到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根源，由于没有充分展开讨论，认识还很模糊，很希望你回信谈谈，给我们以指导和帮助。致战斗的敬礼！
    宣小兰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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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坚给宣小兰的信
    小兰同志：
    来信收到了。时间真快，来京学习已有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可以说是学习内容丰富多采，生活过得紧张愉快。
    从你来信谈到厂里理论学习的情况来看，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能够联系国内外、厂内外的历史和现状来分析问题，领会毛主席的指示，这说明了我厂的理论学习正在逐步深入。信中讲到的老童、小吴等同志以实际行动抵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读了很受感动。这样的好人好事，在我厂广大工人和干部中还有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作些调查，在黑板报、广播台上广为报道。从信中讲到的情况看来，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我初步的印象是：对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大家摆情况比较多，对它的危害性的分析比较少，对它的产生原因的认识，似乎还不够全面。
    来信谈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为什么会侵入到政治生活的时候，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确实，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之所以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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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政治生活，有政治思想的根源，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它的社会经济根源。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除了有它的政治思想根源以外，在社会主义仍然实行的商品制度中，有没有它的根源呢？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才能懂得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这种现象的必然性，限制它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来限制它。下面我准备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供你参考。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人们往往是从上层建筑领域去寻找它的根源，从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存在，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等方面去说明问题的。我当时也是这样认识的。按照我们当时的想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不搭界的。例如，对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虽然知道它是旧社会的传统和痕迹，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会存在的，但是，对于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总是强调它同旧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根本的区别，基本上看不到它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一面，有时甚至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决不可能引导到资本主义。毛主席关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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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才知道我们过去这样的认识有片面性。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不仅有它的政治思想根源，而且有它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你们在讨论中把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我国的政治生活，仅仅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方面找原因，没有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去找根源，就是旧的片面性的认识还没有被克服的一种表现。
    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表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在经济关系中通行的商品交换原则，也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商品经济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原则同时也成了其他各个社会关系中通行的原则。在美国，儿子长大成家以后，父亲到儿子家吃一顿饭得付钱，借用儿子的汽车得付汽油费和折旧费，借钱照样得付利息。这一切，我国的青年一代已觉得似乎不可理解了。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是天经地义。至于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方面，也通行着商品交换的原测，你们在讨论中已经讲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的问题是，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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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通行的商品交换原则，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侵入政治生活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中有没有它的根源？我认为也是有的。它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商品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实行商品制度。尽管由于所有制的变更，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比较，已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就商品来说，两个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仍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物。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仍然要求等价交换。商品交换仍然要用货币作媒介。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谁占有货币多，也就等于谁占有的商品多。这些，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正是由于还存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事实上还存在着买卖关系和金钱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确实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是有它的根源的。只要商品制度存在，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我们的政治生活。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必须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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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所产生的严重危害性，从你来信所讲的情况看来，这方面的讨论还有待于深入。在这一方面，我也不能说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我可以给你讲一些我听到的典型事例。在一次会上，有一个厂的代表向大家汇报了他们厂在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作斗争中曲折前进的经历，颇能发人深醒。他们这家厂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大多数人是为公造反，坚决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指示办事，但也有个别为私造反的人，蒙蔽一部分群众，拉山头，大闹资产阶级派性，要按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测办事，严重地影响了厂里的革命和生产。这些被私字迷住了心窍的人，争地位，争权力，把自己当作商品，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甚至煽动一部分人停止生产，以此进行要挟。他们人数虽然极少，但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带进了政治生活中来，这个厂就一度被搞得鸟烟瘴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这个厂的广大群众纷纷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揪出了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阶级敌人，整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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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班子，狠煞了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搬到政治生活中来的歪风邪气，革命和生产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这个厂已成为当地“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企业之一。可见，揭露并抵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对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对于抓革命、促生产，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还表现在阶级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无产阶级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他们用金钱、美女、吃喝玩乐等卑鄙手段，腐蚀、收买那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使这些人“筷子一拿，路线偏差；酒菜一吞，敌我不分”。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运用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拍照等手段拉山头，结死党，组织黑司令部，拼凑反革命大小“舰队”。很明显，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有极大的危害性。如果我们对此不警惕，不揭露，不批判，那末，我们革命先烈的鲜血将会白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就会被断送。
    小兰同志，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那一天，就宣誓要把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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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的大多数同志是实现了自已的诺言的。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以及这些同志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结果。但是，也要看到党内也有少数人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这种人入党动机就不纯。他们入党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这些人往往也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和表扬，他们把批评看作是有损于他这个“商品”的身价，会降低他这个“商品”的等级，因而拒绝人家对他的批评。他们认为只有表扬才能提高他这个“商品”的等级，结果必然被庸俗捧场、阿谀奉承弄昏头脑，直至犯严重的错误。小兰，我们应当从这些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武装自已，自党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
    按照学习计划，我们的学习班将在本月下句结束。等我回来时，让我们再详谈吧。致革命敬礼！
    杨
    坚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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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问题
    冬梅给爸爸的信
    爸爸：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我们分别已经两个月了。在你去干校学习的第二天，我们剧团就接到了巡回演出的任务。两个月的巡回演出生活，真是丰富极了。我们刚离开战旗飞卷的水利工地，又踏上碧波环绕的海岛；才告别热情好客的贫下中农，又来到豪爽的海港工人中间…生活太丰富了，也就顾不上给你写信，恐怕你又要说我懒笔头了吧。
    这次巡回演出期间，正值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正在全国深入发展。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工厂、田头，还是海岛、码头，到处都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工农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真是学得深，用得活，联系实际联得好极了。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分析，“言语不多道理深”，对我教育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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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
    爸爸，你还记得前两年我同你争论关于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件事吗？当时参加争论的还有我的同学小李，她和我是一个观点。我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主要是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因此，只要极大地发展物质生产，共产主义就会到来。你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说我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不知道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只见物质的作用，不看精神的反作用。那时，我们很不服气，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只要抓住物质的东西就行。为此，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弄得我那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好。现在，我同工农兵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后，才认识到我们过去的看法确实是不对的。昨天，我回到上海，到小李家去了一下。小李现在立新机械修配厂工作。我和她谈起这场争论，我们俩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小李拍着我的肩膀说：嗨呀，那时我们是多么幼稚。虽然我们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辩的危险性，但是，那时我们想，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总要一个个死掉的，这些人死光了，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根本没认识到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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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对作为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权认识不足，对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当然就更不认识了。要到达共产主义，固然需要极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但更重要的是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专政的任务不仅包括对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违法活动实行制裁，并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还应包括逐步创造条件，铲除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再产生的条件。既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也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小李的这一席话很得要领。我接着就说：是呀！最近我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时候，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现在重温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感到更加亲切。当我谈到这里时，小李就说：是呀，是讶，我们过去就是犯了毛主席所批评的那种机械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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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错误。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小李妈进来了。她
    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走，边走边说：“等会再讨论吧。现在吃饭去！”我有点不好意思。小李挟着我说：“走吧，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难得到此，吃一顿便饭…。”
    吃完晚饭后，小李妈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最近我们里弄干部在学习姚文元同志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大家对文章中的一段话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小李妈念完了这段话后，就问我：“冬梅，你说说看，啥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林彪一伙是怎样利用这个东西来向我们无产阶级进攻的？它到底有多大危害性呢？”
    我说：小李妈，这个问题正是我同小李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啥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后来到一个海港码头上去演出，演完后就参加了码头工人的学习讨论会，在会上我向工人老师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想不到我刚说完，豪爽的码头工人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师傅声音特别洪亮，他说：啊，同志，这还用说嘛！你们刚才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韩小强的故事，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吗？韩小强不安心当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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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工，他要当个“飘洋过海，周游世界”的海员。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钱守维就乘虚而入，大肆散布“高中生当了个装御工”是“大材小用”，装卸工是“臭苦力”，“见人都矮三分”。韩小强上了当，写了请调工作的报告，甚至一度把工作证也给摔了。韩小强为什么看不起装御工，认为“吃这碗杠棒饭总是不好”，只有当个海员才算“崇高”呢？这正是由于头脑中存在着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等级观念在作怪。这种等级观念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等级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基础上的。在钱守维等一伙剥削者看来，只有不劳而获，爬在人民头上吸血的寄生虫才“最高贵”。这正如鲁迅所辛辣讽刺的：“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眼里就是坏人。”这就是资产阶级等级观念的实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宣传、灌输这种等级观念。就这样，等级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一小撮金融寡头垄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以后，等级观念就更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思想了。
    没等那位老师傅说完，另一位老王师傅接着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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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为生产的主人，在我们码头上，不论是领导还是群众，不论是装卸工还是司机…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各种工种再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区别，都是为革命的需要而工作。我们的这种关系是在同剥削阶级的等级观念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同志关系。
    这时，一位女师傅插上来说：王师傅的话说得对：但我要补充几句。等级观念是同社会主义同志关系相反的。今天，在我们社会里，谁要把工种分成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是不行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等级观念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象其他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样，还腐蚀着人们的灵魂。韩小强的受腐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小李妈听到这里，耐不住了，就问：“冬梅，你刚才介绍的码头工人的这场讨论，使我听了确实很有启发，他们说得既透彻又明白，使人听了抓得住，摸得着，容易懂。但是，我又有一个想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所有制变了，那末为什么反映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等级观念还会存在呢？”小李妈提出了这个问题，没等我开腔，小李就讲起来了。她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存在着等级观念？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贼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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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悔改、妄图变天的钱守维一类的阶级敌人，他们总要利用一切机会放毒，甚至打出关心爱护革命接班人的旗号，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卑鄙的腐蚀、恶意的挑拨，毒害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在人民内部，人们的头脑里也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旧思想，要清除掉这些旧思想，需要时间。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所有制变更了，不允许存在压迫、剥削了，但是，还存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等。它们之中包含的权利还是资产级的法权，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各种工作条件不同、工资级别不同、各人收入不等的情况，所以还有产生等级观念的经济土壤。
    小李说完以后，她妈很高兴，我也拍手。真的，小李在厂里，天天接受工人阶级熏陶，又努力学习马列，成长真是快！这时，已快到八点钟了，我站起来要走，可小李一把拖住我说：“今晚就睡在这里吧，我还有问题要向你讨教呢？”不管我怎么说，小李同她妈就是不肯放我走，我只好住下。晚上我同小李睡在一张床上，咱俩又谈开了。小李说：“等级观念在我们厂里也时有反映，此如有的同志不愿当炊事员，一心想学车、钳、刨；有的干部不愿到车间劳动，只想坐办公室…不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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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等级观念破除，批它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对我们社会主义革俞和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不利的。”我接着说：“是呀，等级观念是人们思想的腐蚀剂。它在我们剧团里更明显地存在着，比如有的人只想当主角，不愿做配角；只想上前台演出，不愿做后台杂务；连搞个大合唱，或乐队演奏，谁排在前，谁坐在前，有些人也要争个高低。这种思想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演出效果，更为严重的是毒害了人们的思想。经过这次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等级观念有了很大破除，但要彻底肃清，还要做很长时期的艰巨工作。”
    爸爸，我们通过这次巡回演出，从同工农兵接触中学得的东西可不少呵！我们那天离开了码头，就到反修船厂去演出，正赶上了他们全厂召开的一个批判会，批判一个反动资本家对工人的腐蚀。据厂工会的老刘告诉我们，这个资本家一直十分反动，公开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他在有些工人面前说：“现在做工人，还不如过去在我厂里当工人，工资又高，到年终还有分红。”还说什么：“工作少做点，身体保重点，这是最根本…”这个反动资本家公开用资本主义雇佣观，点来腐蚀我们工人，向无产阶级挑战。
    批判会是在露天场地上召开的，前前后后挤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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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有好几千。会上，首先揭发批判的是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工人老黄师傅，他气愤地说：“死要钱（那个资本家叫史浩先，工人替他取个绰号叫“死要钱”)！你说，现在工人还不如过去在你厂里当工人好。我就在你广里做过工，那时，我们用的是牛力，吃的是猪食，身披麻袋片，赤脚来回跑。你只想赚钱发财，哪管工人死活。解放前一年，硫酸生意特别好，我们一天要替你做十三个小时的工。有一天晚上，我力气实在用尽了，两脚一软，把一坛硫酸打碎了，脚上烧起了泡，人昏倒在地上。工人弟兄纷纷赶来，为我急得不得了。而你跑进车间，开口就问硫酸打碎了几坛，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工人弟兄把我送了医院，住了还不到四天，你就到医院，推着要我出院，并且说我身体不好，让我回乡‘休息’。就这样把我一脚踢掉了。要不是解放，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没有了。今天，新社会把我们当个宝，生老病死有依靠。厂内大事我们管，工人地位大提高！你想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资本主义雇佣观点来腐蚀我们工人，一千个办不到！”
    接着是一位梳着两条小辫子的青年女工上来批判。旁边的厂工会老刘告诉我，她是厂里政治经济学学习小组的组长，她们几个青年工人正在集体学习《资本论》。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说：刚才老黄师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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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已的亲身经历进行批判，充分说明了解放前工人做工，实际上是当资本家的牛马，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胡说什么，做一天工给一天工资，做一个月工给一个月工资，这是“公平交易”，哪里有什么剥削？事实呢，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这超过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剥削去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要活命，不得不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卖自已的生命，为资本家做工。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就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在这种雇佣劳动制度下，做工为了赚钱过活。多做一天工多拿一天工钱，少做一天工就要少拿一天工钱。这就必然形成给钱才做事，做事要拿钱，拿多少钱，做多少事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是雇佣观点。这种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那时，工人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做工拿钱是生活所迫，不这样是不行的。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等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一种手段。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性质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了，劳动也根本改变了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的雇佣劳动的性质。现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可以扬眉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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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地为无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劳动了。死要钱！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谁家的天下！毛主席教导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基层。我们造船一不仅要造船，更要加强对你们这些反动家伙的专政，批臭你们资本主义的那套雇佣观点的黑货！
    工人们-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批判，有理论，有实际，有比较，有分析，批判会开得真有水平，批得那个反动资本家连头也不敢抬一抬。
    会后，厂工会老刘同我们谈起了厂内的情况，老刘说：“史浩先这个家伙用雇佣观点来腐蚀我们工人，有些人确实上了当，好比韩小强上钱守维的当一样。”爸爸，现实的阶级斗争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不行的。
    昨晚，我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想了很久…我是在红旗下长大，年纪轻，也比较幼稚，原来虽然也时常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但总是感到比较抽象。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也不抽象，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在窥视着我们的祖国；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从未停止过他们的破坏活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产生新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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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的土壤。资产阶级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他们都怀着同一的目的，这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昔日资本家的天堂。要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们就必须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自始至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从这里我也就想到了我们文艺队伍。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怎样才能起好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呢？在怎样坚持在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文化艺术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围绕这问题的斗争还是长期存在的。记得在海港突击抢运期间，我们到现场为工人同志们演出了革命现代京剧《海港》和根据会战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所编的表演唱等节目，受到了工人同志们的热烈欢迎。一位老码头工人兴奋地说：“演得好！是我们工人在台上呐！我们不仅是企业的主人，我们还要做舞台的主人！”爸爸，工人老师傅的话，是对我们最好的勉励和鞭策！“我们不仅是企业的主人，我们还要做舞台的主人”，这位老师傅的话说出了亿万工农兵的心声。多少年代、多少世纪，历史舞合上是奴隶创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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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可是旧戏舞合上却是黑白混淆，历史颠倒。解放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文艺领域又被刘少奇的黑线占着统治地位，台上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群魔乱舞，妖声怪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文艺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就会不断扩大它的阵地，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我们剧团就有那么一个家伙，经常向我们青年演员灌输什么“演戏，演戏，出名得利”，“学会一绝招，天下都跑到”之类的毒素，所以我们时刻都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在文艺领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
    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演工农兵，先要学工农兵。只有象工农兵那样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才能提高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永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在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使无产阶级文艺这个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我有决心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贡献出自已的一份力量，为无产阶级占领整个上层建筑而战斗一辈子！
    爸爸，明天，我们又要离开上海，到海岛农场去演出。那儿肯定还有不少鼓舞人心的喜报在等待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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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到了那儿我再给你写信。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巡回演出就要暂时结束了，但在巡回演出期间所受到的教育却是我永生难忘的，它将永远鼓舞我在革命大道上奋勇前进。你在干校学习一定又有一些新的体会吧，我多么想听你的体会啊！
    致
    革命的敬礼！
    女儿
    冬
    梅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冬梅爸爸给冬梅的信
    冬梅：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你们在两个月的巡回演出中，
    一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边学习工农兵的三大革命实践，得益确实不小。但对你这个文艺战线上的新兵来说，仅是个开端，要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成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战士，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呢！你要继续学习，再接再厉。
    我这次在五·七干校，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确实也有一些体会。你在来信中谈起几年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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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你的一场争论，其实，那时我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不把这个问题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问题联系起来分析，是永远也搞不清楚的。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最近，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懂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问题，我回顾了自己随军南下以来的那段工作实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育了我，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
    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封回信里，我准备联系以往的工作实践，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随军南下后，我一直在经济部门工作。这里是一个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领域。二十多年来，可以说在这个阵地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斗争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回想一九四九年初春，在我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直捣蒋介石老窠的时候，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号召我们“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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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当时，我们学了毛主席的讲话，顿觉心明眼亮。我们就是拿着毛主席讲话这个强大的武器，进入上海的。一进入上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展开在我们的面前。当时，资产阶级制造舆论说，“共产党打仗有点本事，搞经济没有办法”，并且公开同我们较量，大搞黄金、美钞、银元的投机倒把活动，对人民生活必需品进行抢购套购，囤积居奇，哄价抬价，先后三次掀起市场物价涨风。对于资产阶级这一明目张胆的进攻，我们迅速采取了果断措施，首战证券大楼，逮捕首恶分子，加强市场管理，给不法资本家的投机倒把活动以有力的回击。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开始站住了脚跟，初步占领了阵地。
    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代购、代销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竟然施放“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来抗拒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为此，一九
    五二年党在国家机关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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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三反”运动，同时在私营工商企业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当时，组织上派我前往一个私营大厂担任“五反”工作队长。我直接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受到了难忘的教育。这个私营大厂的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手段极为阴险毒辣。在接受国营经济的加工订货中，他曾以“三部曲”把一个国家经济机关的年青干部拖下水。这个资本家先以甜言蜜语吹捧他“年青有为”、“前途无量”，使这个青年干部飘飘然起来；接着“关心”起他的生活，问他“待遇如何”，“有何困难”；然后就以请客、送礼、送佣金等手段，把这个于部拖下水，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充当了资本家在国家经济机关的“坐探”，使这个资本家攫取了巨额的暴利。“五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一场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根据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的统计，在这场运动中受到审查的四十五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中，有百分之七十六曾不同程度地犯有“五毒”行为，政府根据他们违法情节的轻重和认罪的表现，作了严肃处理。当时，斗争剧烈的程度你就可想而知了。
    “五反”运动以后，我调到一个厂里担任领导工作。不久，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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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杜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杜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大步骤。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冬梅，你那时只有三岁，不会记得了。在公私合营高潮中，有一天晚上我抱着你去参加一个文娱晚会。那天，许多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欢迎”大合营，晚上演戏“庆祝”，表面看来资本家对公私合营很拥护，其实并非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就揭发有些资本家以演戏为名，含沙射影，发泄内心的不满。我当时水平低，对资本家利用文艺向党进攻连想也没有想到。
    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还要不要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当时是认识不清的，因而犯了错误，教训很深刻。毛主席教导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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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结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却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硬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资产阶级已没有两面性，不需要再改造了，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一类的反革命叫嚣，博得了资产阶级的热烈采声，也使我们有些同志受骗上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即使有少数坏蛋，那是公检法部门和军队的事情，我们搞工业的，只要把生产搞上去就是了。这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去搞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去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企业，而是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终于犯了一个大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批判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为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效劳。起初，我思想上不通、情绪上也有抵触。我认为自己是苦出身，从小参加革命，经过战争和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进入大城市后，经济上不犯贪污盗窃，生活上不腐化堕落，工作于劲也不能算小。批判我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我是同意的，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为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效劳，我搞不通。后来，经过工人群众的多次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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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才有所认识。但是，由于还没有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它，因此，当工人群众再次要我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之后，有些时候碰到具体问题，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东西，思想就又回潮了。你在来信中淡到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危害，其实，这种观念我过去都有。不相信群众，领导高明论，就是等级观念在我身上的反映。不相信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总想用物质刺激或者用管、卡、扣、罚的办法去调动，这实际上就是不把工人当主人，而是把工人当佣人，这是雇佣观念在我身上的反映。
    前几年我同你和小李在讨论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问题时，我不同意你们的见解，这并不是我的高明，而是群众的高明。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光有物质条件是不行的，还要继续革命，要有共产主义思想，要进行斗私批修，要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要重视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认识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一下，已有很大提高，但在理解的深度上也还差得很远。
    今年来到五·七干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随后又读了张春桥同志《论对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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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全面专政》一文，使我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是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以便最后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宏伟历史任务。拿这个观点来检查，我过去的认识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了。从一切领域来说，我对在上层建筑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在相当长时期内认识不足。经过文化大革命，有所认识了，但又认为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全面确立，认识不到在经济领域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重大的历史任务需要去完成。从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来说，前面已经说到，我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经受过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以为此后主要是发展生产的问题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所认识。但当一九六
    九年林彪一伙提出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谬论以来，认识又曾经一度模糊。这都暴露了我对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个重要思想，并没有真正生根。现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也还不能说已经弄懂弄通了。我准备乘在干校这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把自己的认识细致地理一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现在，对我来说，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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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仅仅是-个开端。我决心学到老，用到老，改造到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你是新的一代，希望也能够这样。
    信已经写得很长了，似乎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好，索性等我们父女见面的时候，再谈个痛快吧！祝好！
    爸
    爸
    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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